范仲淹生于苏州吴县。苏州吴县是今天的江苏省苏州市。他二岁的时候父亲病逝，他的母亲因为贫穷的缘故，改嫁了山东省淄州长山县的朱文翰，于是把范仲淹改姓朱，姓名朱说。他读书很刻苦，他住宿在寺院的僧舍里，每天煮一锅粥，等冷却后，分成四块，早上与晚上各取二块粥，就着盐渍的腌菜吃。这就是他每天的伙食。这就样他坚持了三年。等到他参加科举考试取得名次，被北宋朝廷授予官职，他把自己的姓名改过来了，还是叫范仲淹，并且把母亲接过来赡养她。范仲淹第一次任职为从九品的广德军司理参军职务，接着又任职为从八品的集庆军的节度推官。天禧五年，他被调任为泰州海陵西谿镇盐仓监官。
天圣四年八月，朝廷命令修筑泰州捍海堰。这个地区的海堰由于年久失修，海水涨潮时经常淹没附近农田，任监西谿盐税官范仲淹打报告给发运副使张纶，请求修复这个悍海堰。发运使一职在北宋主要主管漕运工作。张纶向朝廷上奏请求任范仲淹为兴化县知县，主管修复悍海堰的工作。当时，朝廷对于修不修这个悍海堰，议论纷纷。朝廷一方面派遣中使去这个地区巡视，了解情况后，准备不修悍海堰。另一方面下诏书命令淮南转运使胡令仪跟范仲淹商议看能不能修好悍海堰。胡令仪鼎力支持范仲淹的修悍海堰的主张。此时，范仲淹因母亲去世，需要丁忧守制，他给发运副使张纶写信，再次说明修悍海堰的利害关系。张纶多次向朝廷上书请求修堰，由他本人全权负责。于是，朝廷命令张纶兼代理泰州知州，主管修复悍海堰的工作。通过张纶一年多的努力工作，新的悍海堰修好了，民得其利。当地老百姓为张纶建立了生祠，而且胡令仪与张纶因主张修堰有功，晋升官职了。范仲淹丁忧守制完成后，由晏殊的推荐，荣升为秘阁校理一职。秘阁是由宋太宗在崇文院中堂建阁，称为秘阁。秘阁收藏三馆书籍真本及宫廷古画墨迹等。秘阁官职有直秘阁、秘阁校理等。秘阁官职相当于皇家图书馆馆长、副馆长等职务。天圣七年十一月，宋仁宗率百官在会庆殿为皇太后祝寿后，在天安殿受朝办公之机，秘阁校理范仲淹提意见说：“天子有事奉母亲的道理，但没为作为母亲臣子的礼仪。有南面的君主之位，无北面向母亲行大臣之礼仪。君主事奉母亲是家事行家人之礼即可，今天看到君主与百官同列向皇太后祝寿，有亏君体、损君威，不可让后世效仿。”他的这封奏章交给了皇帝，但皇帝不答复。接着范仲淹又向皇太后上书，请求皇太后还政给皇帝宋仁宗，也没有答复。于是，他打报告请求调为地方政府任职。朝廷同意了范仲淹的要求，任职他为河中府同判。宋真宗皇后是刘娥，宋真宗病逝后，遗诏让太子赵桢即位，让皇后刘娥摄政对军国大事全权处理。当时赵桢只有11岁，皇太后刘娥处理政务，她罢免了争权的宰相丁谓，重用了王曾、张知白、吕夷简、鲁宗道这几位贤臣。由于皇帝年幼，由皇太后掌军国大权的并不鲜见，著名的有西汉吕雉皇太后、唐朝武则天皇太后、清朝慈禧皇太后。史书评价皇太后刘娥“有吕武之才，无吕武之恶”。范仲淹要求皇太后还政给皇帝赵桢，等于是得罪了这个权倾一时的皇太后，所以，他请求外任来保全自己。皇帝赵桢不是皇太后刘娥的亲生儿子，但是由她抚养长大。
天圣八年十二月，河中府同判范仲淹又上书，请皇太后还政给皇帝。他说：“陛下拥护皇太后，由皇太后管理国家政务，时间比较久。现在皇帝已经是成年人了，而且是聪明睿智、明达圣哲，他手握君权却由皇太后所掌握，不是黄裳所显示的吉祥象征，不如保庆寿的长久快乐，把大权收起来，交还给真正的君主，以颐养天年。”他的上书，皇太后没有答复。对范仲淹多次要求皇太后还权力给皇帝，皇太后心里不爽，但还是没有加罪于他，如果换成吕太后、武太后、慈禧太后，范仲淹要不人头落地，要不就会丢官。这时，范仲淹已由河中府同判改任为同判陈州、太
右司谏范仲淹以江、淮、京东遭受蝗灾，打报告请求宋仁宗派遣使者去巡视与救灾。朝廷没有答复。范仲淹向皇帝请问说：“宫中如果半天不吃饭，是什么感受?现在很多地方受灾没有饭吃，怎能不去抚恤救济！”于是朝廷下命令安排范仲淹安抚江、淮受灾百姓，他所到之处，打开官仓发放救灾粮，禁止非法祭祀，奏请免除庐州、舒州地区的折役茶与江东地区的丁口盐钱。饥民有吃乌昧草的，采摘后送进宫里，让宫里的皇亲贵戚观看，让他们知道灾民在吃什么充饥，以戒贵族们的奢侈之心。
范仲淹向北宋中央政府上奏，奏文中的内容有这几点：一，朝廷供养六军，使得江、淮两地的馈运增加，东南漕运粮食供应每年需要六百万石，政府的钱帛都出自于人民，现在遇到自然灾害，饥饿的百姓很多，请皇帝下命令要求政府有关部门，按照祖制的标准征收钱粮赋税，为民众减轻负担。二，祖宗为了国防，量力而行，现在国用无度，会导致人民贫困，东南地区加征二三百万石粮食，虽说是丰收之年，但由于这些地区缺粮，粮价很贵，还加上让老百姓承担的造船费用以及给运送粮食的士兵、船夫的工资奖金，每年增加五百万到七百万缗的财政开销，当地百姓不堪重荷。三，由于经常要运输钱粮以备国防，但是冗兵冗吏，好吃懒做，只拿工资不做事，这些人在京城有很多。我去淮南，在道路上碰到老弱病残的士兵，这些人自称是从潭州到无为军的运输粮食的士兵，本来有三十人，现在死的死，逃的逃，只剩下六人。从淮南到湖南还有路程四千里，这六名士兵还不知道有没有性命回得了居住地。长途馈运粮食害人，弊端太多。四，为了减轻民众经济负担，政府要减冗兵、减冗吏，禁止工作懒惰懈怠，节省中央财政开支。减少江、淮地区的馈运工作。想办法降低当地粮价。真州重修长芦寺，军粮已用四万斛，修建费用已达三十万缗，钱粮用得太多。请朝廷戒奢侈，节费用，轻赋税，不兴土木工程。宋仁宗对范仲淹的合理化建议表示嘉奖，采纳了他的意见。
宋仁宗想废掉郭皇后，右司谏范仲淹坚决认为不可以，还说：“应该早点平息此议论，不可以让宫外面的人知道。”宰相吕夷简支持皇帝废掉郭皇后，在宋仁宗的指示下约束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不要受理御史台的谏言与奏章。宋仁宗下诏书说：“皇后因为没有生育儿子而出家入道，特封为净妃、玉京冲妙仙师，赐法名清悟，移居长宁宫。”由于宋仁宗授意吕夷简向政府有关部门打了招呼，御史台的反对废掉皇后的谏言奏章不能进入宫中。右司谏范仲淹立即与代理御史中丞孔道辅率知谏院孙祖德、侍御史蒋堂、郭劝、杨偕、马绛、殿中侍御史段少连、左正言宋郊、右正言刘涣上朝争谏。吕夷简出来答复说：“废皇后，汉朝、唐朝有先例。”孔道辅与范仲淹说道：“作为大臣应该要皇帝当尧、舜一样的君主，怎么能够效仿汉朝、唐朝废皇后这样失德的故事?”吕夷简哑口无言，拱立一边说：“
孔道辅等人早早来到百官晨集准备朝拜之所，却得到他们被免去官职的厄运消息，代理御史中丞孔道辅被降职为泰州知州，右司谏范仲淹被降职为睦州知州，知谏院孙祖德、侍御史蒋堂、郭劝、杨偕、马绛、殿中侍御史段少连、左正言宋郊、右正言刘涣每人罚铜二十斤。而且朝廷又安排使者押送孔道辅、范仲淹出京城。还特别下了一道诏书说：“今后，谏官、御史，进谏要上秘密奏章，禁止一起相率上奏惊动中外。”侍御史马绛、杨偕上奏请求宋仁宗对他们跟孔道辅、范仲淹一样罢免监察官官职，侍御史郭劝、殿中侍御史段少连再上奏章反对废掉皇后，反对罢免孔道辅、范仲淹，朝廷没有答复。将作监丞、签判河阳府富弼上奏为范仲淹说情，他说范仲淹是谏官，所以极谏，是因为他在履行自己的职责，范仲淹忠诚又正直，在庄献皇太后垂帘听政时是维护过陛下的，所以陛下才晋升他的；他当谏官，听过陛下的多次指示，要求谏官们对朝中的大小事务，有错必谏，必谏无隐，现在范仲淹闻过遂谏，恳请陛下追还范仲淹，复其谏官职务，使谏路不绝，朝纲复振，这是社稷之庆。”朝廷对富弼的求情奏章没有答复。
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薛奎去世，赠兵部尚书，谥号为“简肃”。薛奎善于识别人才，他为人事部门选人才，认为范仲淹、庞籍、明镐是总理一类的大臣。范仲淹后来官至参知政事，相当于副总理；庞籍后来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于总理；明镐后来官至参知政事，相当于副总理。欧阳修、王拱辰是薛奎的女婿。欧阳修官至参知政事，相当于副总理；王拱辰官至御史中丞、检校太师，虽然没有担任总理的职务，但仍是朝中正一品大臣。从北宋朝范仲淹、庞籍、明镐、欧阳修、王拱辰这五位中流砥柱的贤臣来看，可见薛奎独具慧眼识英才。
范仲淹知睦州，没有过半年，他又改任为苏州知州。苏州涨洪水，淹没了很多农田，农田不能耕种，范仲淹疏通五河，引导太湖之水注入大海，招募游手好闲的无业人员从事修渠防洪的工程。刚开始作此项治水工作时，朝廷又把他改任为明州知州。转运使上奏说范仲淹治理水患有头绪、有计划、有方法，请求上司把范仲淹留任苏州知州把治水工程完工。没过多久，朝廷同意了转运使的意见，又让范仲淹当苏州知州。景祐二年三月，朝廷委任知苏州、左司谏范仲淹为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十二月，由于谏官姚仲孙、高若讷弹劾阎文应有害死废后郭氏的重大嫌疑。天章阁待制范仲淹，将要弹劾阎文应罪行之前，不吃饭，还把家中所有事务交给大儿子范纯佑管理，并且对家人说：“我弹劾不倒阎文应，我就会死的。”宋仁宗不知从哪听说了范仲淹要扳倒阎文应，准备以身赴死，所以，把昭宣使、入内都知阎文应罢免到秦州当钤辖，又改为郓州钤辖；他的儿子勾当御药院阎士良罢免为内殿崇班。正是由于范仲淹敢于死谏，宋仁宗又把阎文应流放到岭南，阎文应在流放途中自杀了。
嘉祐二年十二月，北宋朝廷委任礼部员外郎、天章阁侍制范仲淹为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在唐宋官制中采用的是“三省六部制”，“三省”是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六部”是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尚书省总辖“六部”。“六部”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部委。每部设尚书一人，相当于正部长；设侍郎一人，相当于副部长；设郎中一人，相当于正司长；设员外郎一人，相当于副司长。范仲淹曾任礼部副司长，现在转任吏部副司长。而且还有另一个职务是代理开封府知府，因为开封府是北宋王朝的京城，所以这个职务相当于现在的代理北京市市长。范仲淹从地方官又上任为京官后，经常向皇帝提合理化建设，这让身为宰相的吕夷简很受伤，于是吕夷简使人暗示范仲淹说：“侍制这样的侍臣，不是口舌之任。”这话的意思是叫范仲淹当好天章阁侍制的官，不要多嘴多舌管闲事，让当宰相的难做。范仲淹却回答说：“经过思考向朝廷进谏言正是我当侍臣的职责所在。”宰相吕夷简知道不可诱使范仲淹不进谏言，只好用权术把范仲淹安排去做代理开封府知府的工作，让他因工作缠身，就没有时间进谏言提合理化建议了。然后，等待范仲淹的工作失误，罢免范仲淹的官职。范仲淹在代理开封府知府的职位上工作了一个月之久，京城就被他治理得秩序井然。
嘉祐三年五月，范仲淹进谏言说：“我近来听陛下讲，孔道辅曾说过要迁都到西洛，我认为不可以。现在国家太平，怎么能有迁都的想法?洛阳曾是帝王们居住的地方，有函谷关、黄河的险固，边境不安宁，则可以退守。现在适宜储备粮食，陕西的粮食有余，可以向下方运输；东路的粮食有余，可以向上方运输。经过几年的粮食储备，可以应对一些军事活动。国家太平时居东京这块通济之地可以方便天下；国家有危难时居洛阳险固之地可以守卫中原。《易经》中说，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就是这个意思。先王修德，以德服人，仍然安不忘危、居安思危。陛下唯有内修德政，使天下人听不到君主的过错；外修险固之地，使四夷不敢生不臣之心，这是长治久安之道。”过了几天，天章阁侍制、权知开封府范仲淹，降职为饶州知州。范仲淹为什么会被降职?这是因为范仲淹敢于直言进谏，什么事都敢管，什么话都敢说，让当朝的权贵大臣们非常厌恶。当时，吕夷简当宰相，一些想要当官的人通过依附、投靠吕夷简从而获得晋升职务。范仲淹进谏说，陛下要掌握朝中官员的人事任免权，不能够全部委托宰相行使人事任免权。同时，又向皇帝呈上《百官图》，这是一幅官员任免、晋升序列流程图。范仲淹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要皇帝堵塞宰相不按照程序任免官员的漏洞，防止官职私相授受与卖官鬻爵。吕夷简对范仲淹做法很不高兴。
宋仁宗以迁都洛阳的事情听取吕夷简的意见，吕夷简借机批评范仲淹，说范仲淹太过迂腐，求虚名而不务实。范仲淹听说吕夷简背后批评他，于是写了四篇时事论文进献给皇帝。一，《帝王好尚论》；二，《选贤任能论》；三，《近名论》；四，《推委论》。这四篇论文有讥讽时政的用意。他还进谏言说：“汉成帝信任张禹，不怀疑舅舅王凤，故有王莽谋朝篡位之乱。我害怕今日朝廷也有像张禹这样的人破坏陛下的家法，不可不早点辨识出来。”范仲淹这四篇论文再加上暗示宋仁宗说吕夷简是第二个张禹在破坏皇帝的家法，埋下了灭亡赵氏政权的危险。吕夷简非常愤怒，与范仲淹在皇帝面前辩论，还向皇帝告状说范仲淹越职言事，引荐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上奏章为自己辩护，言辞更加强烈，火药味更浓。侍御史韩缜是吕夷简这一派的人，他按照吕夷简的意思，奏请皇帝把范仲淹以朋党罪名处分，警告百官不要越职言事，宋仁宗给范仲淹一个降职处分。
当时，治朋党的罪正值风头之上，百官们畏惧宰相吕夷简，因怕受牵连，没有几个人敢给范仲淹送行。天章阁侍制李纮、集贤校理王质不怕受牵连，都载酒给范仲淹饯行。王质又独自留下与范仲淹交谈了几个晚上。有人提醒王质，这样做会受朋党之罪的负面影响而受处分的。王质说：“范仲淹是贤人，我能成为他的朋党，这是大幸事。”王质曾当蔡州知州，本州人每年在吴元济庙祭祀吴元济。吴元济，唐代宪宗时叛藩的首领，后被唐邓节度使李愬俘虏，斩杀于长安。吴元济的父亲吴少阳曾是准西节度使，治蔡州，割剧准西，成为唐朝心腹大患。王质批评蔡州参与祭祀吴元济的民众：“怎么能祭祀叛逆的、丑恶的人?”于是，他命令毁掉吴元济的塑像，立狄仁杰、李愬的塑像进行祭祀。狄仁杰，字怀英，今山西太原人。他官至地官侍郎、同平章事。死后追赠文昌右相，谥号文惠。唐朝复辟后，追赠司空、梁国公。后晋追封他为太师。李愬，字符直，今甘肃人。他官至同平章事、昭义节度使、魏博节度使、太子少保。封凉国公。死后赠太尉。
范仲淹被贬官后，谏官、御史怕惹祸上身，不敢为范仲淹讲话。秘书监、集贤校理余靖是第一个为范仲淹讲话的官员。他上奏说：“范仲淹以前所讲的事情是关于陛下母子、夫妇之间的，因为其符合礼仪的缘故，所以获得评优评先与奖赏；现在因为犯了讥讽大臣的罪过，而受到谴责与处罚。他直言不讳没有配合陛下的想法，这在于陛下是否听取他的意见，怎么能因他的直谏而治罪呢?历史上汉朝汲黯在朝中的时候，认为丞相、平津侯公孙弘比较奸诈；吴国张昭论将，认为将军鲁肃做事比较粗疏，汉武帝刘彻、吴主孙权，把这对有意见、有矛盾的官员两用无猜。陛下自亲政以来，多次驱逐敢于直谏的人，恐怕不是太平盛世的执政方针。请陛下速改前面免去范仲淹职务的命令。”余靖为范仲淹求请，被降职为筠州酒税监。第二个为范仲淹讲话的是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尹洙，他上奏说：“我认为范仲淹正直诚信，对老师与朋友有情有义。他获罪后，朝中有很多人说我是范仲淹推荐的，范仲淹既然以朋党的罪名受到处分，我应该受到”连坐”，请求把我降职，以明典宪。”宰相吕夷简听到很愤怒，把尹洙降职为崇信军节度掌书记、郢州酒税监。第三个为范仲淹讲话的官员是欧阳修。右司谏高若讷向朝廷检举欧阳修维护范仲淹。高若讷上奏说：“范仲淹贬官之后，我遵守陛下的命令，不敢妄为营救。今欧阳修给我写信说范仲淹平生刚直不阿，博古通今，官员中没有比他优秀的。欧阳修责备我不能为范仲淹喊冤求情，怎么有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批评我不知道这人间有羞耻之事。还说今日陛下与宰相吕夷简以不顺心而驱逐贤人，责备我不为范仲淹讲话。我认为贤人，是国家恃以为安邦治国的人才，如果陛下以其违背您的意图而驱逐贤人，我会劝谏的；如果宰相以其违背他的意图而驱逐贤人，我会劝谏的。范仲淹是靠恳切率直地论事而得到提拔的，现在他口出狂言，自取其辱，岂能称他是无辜的?恐中外听说了此事，认为陛下以其违背您的意图而驱逐贤人，这个名声损失太大。请陛下下命令，要有关管理部门约束欧阳修，免得他妖言惑众。”高若讷把欧阳修写给他的信交给宋仁宗过目。因此，欧阳修受到处分，由镇南节度掌书记、馆阁校勘降职为夷陵县令。
西京留守推官蔡襄，维护范仲淹，写了一首《四贤一不肖诗》，诗中四贤人意指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诗中不肖人意指高若讷。泗州通判陈恢，寻思上奏请求追究诗作者蔡襄的罪行。左司谏韩琦上奏弹劾陈恢越权想得到恩赏，应该重贬其官职，朝廷没有答复，蔡襄作抬高范仲淹等四贤人，贬低高若讷的诗的一事不了了之。第四个为范仲淹讲话的官员是光禄寺主薄苏舜钦。他上奏为范仲淹求请说：“孔道辅、范仲淹这两人刚直不阿，他们曾担任过谏官，后来虽然改为其他官职，仍然不忘向陛下进谏言。他二人并非不知道缄口数年，可以晋升为三公九卿一样的职位上。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不愿辜负陛下委任与关注其的美意。现在他们都被馋言中伤，贬职离京，使得正臣夺气、鲠士咋舌。历史上晋侯曾问叔向：‘什么是国家最大的祸患?’叔向回答说：‘大臣拿着俸禄而不进谏，小臣害怕受处罚而不敢言，基层的情况上层不知道，这个祸患很大。’今天国家设置官位爵位，考核其公与忠，对不公不忠的追责，哪有教人不进谏不说话的?对进谏的进行奖赏，还怕其不言。现在对敢于直言的人加罪，谁还敢进谏与提合理化建议?如果一些消息情况闭塞，陛下听不到，那皇帝位子就危险了。我想到此，很是为陛下惊忧。诚恳地希望陛下发善言，停止执行前面诏书命令，勤于听取不同意见，做到从谏如流，可以使得国家昌盛太平。如果诏榜未削，欺罔成风，我害怕秦国赵高“指鹿为马”的故事在我朝重演。”苏舜钦暗示宋仁宗，宰相吕夷简是第二个赵高。范仲淹不满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培植党羽，任用亲信，落得个被贬职的下场，而且为范仲淹求情的官员跟着受到贬职的处分。
景祐四年十二月，北宋朝廷下命令，把饶州知州范仲淹调任为润州知州，筠州酒税监余靖调任为泰州酒税监，夷陵县令欧阳修调任为光化军乾德县令。这是宰相吕夷简被罢免后，宋仁宗命令新的宰相把范仲淹这三人调任到比较富裕的州县当官。当时的宰相是王随。饶州在现在的江西省境内，润州在现在的江苏省境内；筠州在现在的江西省境内，泰州在现在的江苏省境内；夷陵县在现在的湖北省境内，光化军在现在湖北省境内。宋仁宗之所以下调令把范仲淹、余靖、欧阳修调任到富裕州县当官，跟直史馆叶清臣有关系。当时，北宋京城地震，叶清臣上奏说：“范仲淹、余靖等人因为进谏言被贬官，天下的人不敢议论朝政已经有两年了。愿陛下深自咎责，善待忠直敢言之士，让他们敢于提意见，谏忠言。”过了几天，范仲淹等官员得到朝廷的调令。范仲淹调任为润州知州后，那些进谗言的官员害怕范仲淹被宋仁宗重用，就诬陷范仲淹。宋仁宗听到诬陷范仲淹的谗言，非常气愤，准备下诏书把范仲淹贬到岭南蛮荒之地。时任北宋副总理的参知政事程琳为范仲淹辩诬，范仲淹才躲过被贬岭南一劫。自从范仲淹被贬官以来朋党之论兴起，朝中官员受牵连驱逐出京城的人很多，只要提起范仲淹的人都被诬为“党人”。程琳通过解释，讲道理，说服了宋仁宗，宋仁宗才消了气，原谅了被诬为“党人”的范仲淹。右司谏韩琦进言说宰相王随没有执政之才，宋仁宗没有听他的。韩琦又进谏说：“陛下选择辅弼没有得到合适的人选。如杜衍、宋道辅、胥偃、宋郊、范仲淹，大家都认为他们是忠诚、正直的臣子，可以作为任职宰相的备用人选而进行提拔。不然，就用曾经任职过宰相的王曾、吕夷简、蔡齐、宋绶，也都是众人所望的，为什么不任命他们?”宋仁宗罢免王随等人后，命令河南府判张士逊与户部侍郎、同知枢密院事章得象任职为宰相。
宝元元年十月，宋仁宗下诏书禁止百官结成朋党。起初，吕夷简当宰相时驱逐范仲淹，过了几年后，吕夷简被罢免宰相职务，但是朋党之舆论兴起。官员们为范仲淹说话的很多，于是宋仁宗下诏书打招呼说：“从前把范仲淹贬官，主要是他秘密请求立什么皇太弟、皇太侄之类的事，不仅仅是诋毁大臣。现在百官中屡有举荐范仲淹的人，因为此事涉及朋党，所以进行禁止与警告。”郓州地方政府报告说资政殿大学士、左仆射王曾去世，北宋中央政府停止工作二天为王曾举行丧礼，赠王曾侍中，谥号为“文正”。范仲淹曾经请教王曾，王曾说：“执政者使人感恩的好事总想归功于自己，那么遭人怨恨的事情又由谁来担当呢?”范仲淹很佩服王曾的言论。宝元二年三月，调任润州知州范仲淹为越州知州。六月，把泰州酒税监余靖晋升为英州知州，郢州酒税监尹洙任职为长水县县令，光化军乾德县令欧阳修晋升为权武成军判官。宋仁宗采纳了韩琦的建议，把范仲淹由越州知州晋升为天章阁侍制、知永兴军。范仲淹还未到永兴军任职，被朝廷改任为陕西都转运使，任命刑部员外郎高若讷知永兴军。谏官梁适进言说：“范仲淹前时任职为饶州知州，高若讷为谏官经常诋毁范仲淹谋事不周密，现在两人共事，心有嫌隙，应该用近臣担任此职务。”宋仁宗说：“我现在任范仲淹、高若讷管理边境争端，他们怎么能以过去的事情为嫌隙呢?”宋仁宗准备留高若讷任职判吏部流内铨。
陕西都转运使范仲淹进谏言说：“听说边城向朝廷申请五路军马征讨西夏，我认为不可轻举妄动。宋太宗朝时，用久经战场的将军与精锐的士兵北伐西讨，经过艰难战争岁月，还是没有收复失地。何况现在和平时间久，中原又无宿将精兵，一旦深入敌境，难以制服敌人，我以为国家的安危不可预知。”过了几天，朝廷任命起居舍人、知制诰韩琦为枢密直学士，任命陕西都转运使、天章阁待制范仲淹为龙图阁直学士，两人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同管句都部署司事。初，范仲淹与吕夷简有矛盾，在商议给范仲淹加官职的朝廷会议上，重新任职为宰相吕夷简请求宋仁宗把范仲淹越级晋升，宋仁宗认为吕夷简是有德行的人。范仲淹入朝觐见皇帝，宋仁宗要范仲淹对吕夷简冰释前嫌。范仲淹向皇帝顿首说：“我以前所议论的都是国家事务，对吕夷简有什么怨恨?”朝廷把权武成军节度判官欧阳修复职为馆阁校勘。最初，范仲淹任职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他推举欧阳修为掌书记，欧阳修父母年事已高为由推辞了。他说：“现在一些豪杰之士，已被你招为麾下，我思考在山林草莽之中有知义慷慨之士没有出于你的门下，你应该推举这些知义慷慨之士为你的属官，我就不用考虑了。”太常丞田况任职为陕西经略安抚司判官，田况由夏竦所推举；试校书郎胡瑗任职为陕西经略安抚司句当公事，胡瑗由范仲淹所推举。调任广州知州段少连为龙图阁学士、泾州知州。范仲淹任职陕西经略安抚诏讨，举荐段少连的才能可任职将帅，但段少连没有到任泾州就去世了。初，张存以陕西都转运使调任延州知州，张存并不立即到延州赴任，而是上奏称自己没有带兵打过仗，没有军事指挥相关经验，且以父母年龄八十岁为由请求调离边关州县。范仲淹毛遂自荐代张存任职延州知州，宋仁宗批准了这一要求。于是，任命范仲淹兼职延州知州，调任原延州知州张存为泽州知州。当时，有诏书命令边境军队，部署职务的官员统率一万人的军队，钤鎋职务的官员统率五千人的军队，都监职务的官员统率三千人的军队，而且规定有西夏军侵犯时，官职低的先出战。这样的诏书命令是犯教条主义错误，不利于军事的灵活指挥。范仲淹说：“不根据敌人的多少而出战，以官员的职务为出兵的先后顺序，这是打败仗之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范仲淹没有遵守这一不利于战争的死规定，他进行了改革，他分州兵为六支军队，每支军队三千人，设主将一人。然后，根据入侵敌军的多少，灵活安排出兵，打得敌人不敢侵犯，其他诸路军队都效仿范仲淹的军事改革。西夏人相互警告说：“不要进攻延州，今有小范老子腹中有数万甲兵，跟大范老子一样不是那么容易欺负的。”“小范老子”意指范仲淹，“大范老子”意指原延州知州，现吏部侍郎、安州知州范雍。
朝廷有诏书命令要求范仲淹、葛怀敏率领军队驱逐塞门等军事要塞的敌军骑兵出境，仍然招募以前的弓箭手，安排他们在当地各军事要塞防守。延州都监、灵武人周美跟上司范仲淹讲：“西夏人接连获胜，其势必会再来攻击延州，而金明寨这个地方是边疆重要之地，这是我们的屏障，现在不赶快完工，将会失去这个屏障。”范仲淹因此嘱咐周美修好金明寨。过了几天，西夏军几万人入侵金明寨，在延州城北列阵，周美率三千宋兵迎战。到了晚上，援军没有到，周美率军转移到山北，并且多设疑兵。西夏军望见，以为宋军援军到了，就撤退了。当时，诸将有许多人军事失利，而周美与西夏军发生了十多次战斗，平西夏族帐二百，焚其帐二十，收复城堡比较多。族帐是指我国古代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聚族而居的帐幕。 朝廷委任鄜延部署司指挥狄青为泾州都监。狄青每次与敌人打仗时，披头散发，面部戴铜面具，出入敌人阵中，皆所向披靡，无敢当者。尹洙为陕西经略判官，与狄青谈论军事，非常欣赏他的军事才华，尹洙把狄青向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琦、范仲淹推荐说：“狄青是良将之才。”韩琦、范仲淹见到狄青感到惊奇，厚待狄青。范仲淹赠书《左氏春秋》给狄青说：“当将军的不知历史、军事史，只是匹夫之勇。”狄青屈己下人，向人请教读书，熟悉了秦朝、汉朝以来的将帅军事学，于是狄青越来越有名气。
北宋朝廷采纳韩琦等人的军事计划，先约定好出兵的日期。延州知州范仲淹上奏说：“正月里出兵，军马粮食的供应都是以”万“这单位来计算的，现在军队要在险阻之地作战，塞外天寒地冻，士兵们行动不便，如果敌军乘机进攻，我军会死伤惨重。现在鄜延路的防御要塞、兵甲、粮食储备、进攻计划都已经按步就班地安排妥当，不要担心敌人进攻我们，只要等到春暖花开的时节我军出师，敌人马瘦人饥，那时我们就容易制服他们，还可以干扰其耕种，就算没有什么大的收获，也没有什么损失。”范仲淹又上言说：“朝廷已经下诏书招安少数民族首领，我也派遣人员去少数民族之地了解其真实情况，想实施朝廷的怀柔政策，使其臣服我大宋，向我朝进贡。鄜延是过去少数民族进贡之路，愿朝廷留存这条进贡之路，然后命令诸将勒兵严加防备，敌人侵犯则攻击。乘此讨伐之计划未展开行动之时，容我向少数民族示以恩惠之意，一年之内，说不定可以招降他们。不然，我害怕与他们隔绝情意，使战争拖得太久。如果采用我的计策，没有效果，然后再从容谋取进军，先攻取绥州、宥州，守据其要害之地，在此屯兵种田解决军粮问题，为持久战作准备。如此，则居住在茶山、横山一带的少数民族百姓、汉族百姓，害怕我军军事威摄，可以对他们进行招降，他们不降而逃窜，也等于是去掉了西夏敌军的一条臂膀。这样做，开拓边疆，制服西夏，就没有轻举妄动的损失。”北宋朝廷采纳了范仲淹的建议，下诏书同意了范仲淹的请求。接着，范仲淹又上奏书说：“鄜延路在边疆，比其他路更远，宜先修复防御城寨，以二个半月的时间，集合兵力一万人，自永平城寨修筑到承平城寨，等承平城寨完工后，又择时机修筑其他城寨，用这些城寨来防御与牵制西夏李元昊东界的军队，使其不能合并军队抵御环庆路、泾原路的我朝军队，这跟我军出三路军队抵抗西夏军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北宋朝廷虽然批准同意了范仲淹留存鄜延路向西夏军表示怀柔招安之意，仍然命令范仲淹与夏竦、韩琦等一起谋划，可以随机应变，不固定时间出兵攻敌。范仲淹前后向朝廷上奏书六封，向朝廷提合理化军事建议，在这期间修筑承平城寨等十二寨，居住附近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老百姓相继在此地区恢复工作、生活。
范仲淹在鄜延路作好军事防御工作后，又向朝廷上奏书说：“居住在关中地区的老百姓对于远途远输感觉到很辛苦，请求朝廷设置鄜州的鄜城县为军事管理区，以河中府、同州、华州中下户口的租税输送作为军费开支，春季与夏季可以安排边防军队在这些地区解决军粮问题，可以节省军费开支百分之三十以上，这样既解决了军费开支问题，又解决了远途运输不便的问题。”朝廷下诏书命令此军事管理区为“康定军”。庆历元年正月，西夏王李元昊派遣使者到泾原求和，又派高延德到延州同范仲淹会谈。范仲淹见了高延德，通过谈话了解到李元昊不肯归顺北宋朝廷，又没有投降与议和之类的文书，所以，不敢把这件事向朝廷报告，他自己修书一封劝告李元昊息兵罢战，归顺朝廷，同时派遣监押官韩周护送高延德回西夏向李元昊复命。二月，夏竦上奏说：“昨天韩琦、尹洙一同上朝，与两府大臣商议军事进攻西夏，由泾原、鄜延两路军队进军讨伐，并且确定了出兵的时间。现在范仲淹的意见不同，我安排尹洙前往延州与范仲淹再商议一下，而他固执己见，不肯出兵。近来听说西夏聚集军队于一路对付我军，如果两路军队同心协力，分别据守要害之地，尚且考虑到诸将晚点出兵，士兵们有骄傲自满、怯懦的心思，不能大挫敌人的锋芒。如果只命令泾原军队一路进军，鄜延军队却以牵制敌人为由，在境内行动不出兵攻敌，只让泾原的军队对抗西夏大量军队，正中了敌人的奸计。西夏派遣蕃官骨披等人，约好在二十八日这天宣誓归顺朝廷。如果他们不是害怕我军进攻，那么就是缓兵之计，之后会大举进攻。请求朝廷早点派遣大臣监督鄜延这一路军队进军，一同进入西夏境内，免得中了敌人的奸计。”朝廷把夏竦的奏书给范仲淹看，让范仲淹配合泾原路军队一同出师进攻西夏。
朝廷想要进攻西夏，经略安抚判官尹洙，在正月里到达延州，与范仲淹商议出兵的事宜。过了三天，范仲淹对尹洙说已经得到皇帝的旨意，顺从朝廷的意思不出兵。尹洙在延州过了一些日子，但范仲淹坚持不可出兵。环庆副部署任福对西夏作战失利后，朝廷大会上商议全部罢掉诸路军队的行营番号，明的是对西夏招安，使西夏人骄怠，放松警惕，暗的是秘密集合军队深入西夏国境内攻击敌人。朝廷下诏书给范仲淹要他体谅军队斗志的勇敢与怯懦，如果不害怕敌人，可以马上率军出击，乘机立功。范仲淹上奏说：“环庆副部署任福是位勇将，勇于战斗，西夏人撤退他就追击，由于他不依照韩琦的军事部署而打仗，导致了军事失利。他在边境上是一位名将，尚且打不过西夏军。现在所选的军事将领，根本不及任福，命令他们深入敌境，会有不可预知的大祸。以我之见，请求在延州路修筑南安寨等几个废寨，在这几个城寨安排归顺的少数民族士兵与弓箭手守卫寨子，并且靠近西夏国境内侦察敌情。西夏军大部队进攻则坚守城寨，小部队侵犯则主动攻击他们，只要有可乘之机就攻击，这样就可以近距离地骚扰敌人，然后出奇制胜打败西夏军。”正因为范仲淹的这封奏书，朝廷商议罢去行营之号的议题就没有人提了，而且宋军也不乱出兵了。
韩周等人持有范仲淹的书信去西夏境内和谈，西夏人对待这些范仲淹派来的使者很厚待。韩周行走了两天，听说任福等宋将打了败仗。韩周一行人抵达夏州后，在夏州逗留了四十多天。李元昊派遣自己的亲信野利旺荣拿着回复范仲淹的书信去见范仲淹，另外再派遣使者与韩周一同还宋。这同韩周一起还宋的西夏使者还说什么不敢让李元昊知道和谈这件事，书信内容很傲慢。范仲淹看了李元昊的书信后，暗中安排秘书把书信全书抄录下来，又当着西夏使者的面焚烧了原书信。这封李元昊写的信件共有二十六张纸的内容，其中语句傲慢的内容就有二十张纸，范仲淹把这些书信烧掉后，对其中抄录的内容略加修改，然后把这书信副本上报朝廷。北宋朝廷接到范仲淹报告的李元昊的书信副本后，召开大会，很多大臣批评范仲淹不该跟西
宰相吕夷简与参知政事宋痒不和。宋痒在会议上经常与吕夷简争论，让吕夷简很不高兴。而且皇帝厚待宋痒让吕夷简妒忌。在讨论范仲淹与李元昊通书信的问题上，吕夷简对宋痒说：“作为臣子是没有外交权力的，范仲淹怎么敢这样做?”宋痒以为吕夷简要狠狠治范仲淹的罪，就提议处死范仲淹。而吕夷简却跟杜衍一起为范仲淹开脱，让宋痒“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很多大臣都说宋痒的不是。于是宋仁宗对宋痒以朋党论处，罢免参知政事宋痒为扬州知州，罢免枢密副使郑戬，加官资政殿学士，为杭州知州。迁耀州知州范仲淹为庆州知州兼职管句环庆路部署司事。初，李元昊叛乱，暗中引诱羌族人相助西夏。范仲淹到了环庆路，向朝廷上奏书，要求朝廷下诏书犒赏这些羌族部落，检阅其军队，并且立下条约规定：不准报私仇，伤人者罚没100只羊、马2匹，杀人者处死；关于债务方面的纠纷，以官府判决为理；绑架与非法拘禁他人作为人质的，罚没50只羊、马1匹；西夏人入侵，年老的、年幼的由城寨保护其人身安全，由官府提供生活保障。这些羌族部落听闻这些命令规定，心悦诚服，愿意为北宋朝廷效力。庆历元年九月份，秦州知州韩琦，复职为起居舍人；庆州知州范仲淹复职为户部郎中。范仲淹上奏书说：“国家长治久安之策，不如在鄜州、庆州、渭州各征兵三万人，选拔勇略的将帅三人，统领这三支军队，然后每支军队建立严密的层级管理机构，安排侦察兵侦察敌情。在春季与秋季，西夏军发动攻势时，我大宋军队先据守要害之地，待敌军来袭，驻扎之地的宋军会合，一起合击敌人。我们可乘西夏军没有大军集结的机会，出鄜州、庆州、渭州训练有素的军队，慢慢地进入西夏境内夺取他们的各种资源，或者破坏其市场交易，或者招降其部落，或者在其境内筑营垒扩大领地，招募精壮的百姓为军人，设立各种利军的制度，用以帮助鄜州、庆州、渭州这些正式编制的军队。凡帮助西夏军的居民，安排军队把其剿灭。在西夏境内的各少数民族见此情形，就没有投靠西夏之心，渐渐地我们能驱使他们服务我大宋。他们不能作乱，还可以严禁他们不与西夏人进行商品贸易，或者严禁他们给西夏人提供各种生活必需品。朝廷厉行节约，用皇帝的私人财产的三分之一作为边境军费开支，或者用来赏赐边关将士，派军事间谍侦察敌情，则敌人的一举一动，我们都可以知晓。到了炎热的夏天，安排边防军在边境之地解决军粮问题，可以夺边境上西夏人种植粮食为我军所食用。这样做，用不了二三年，西夏的势力受到压制，平定李元昊的叛乱指日可待。”
朝廷分陕西的边防军为四路管理。任管句秦凤路部署司事兼秦州知州韩琦，兼秦凤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任管句泾原路部署司事兼渭州知州王沿，兼泾原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任管句环庆路部署司事兼庆州知州范仲淹，兼环庆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任管句鄜延路部署司事兼延州知州庞籍，兼鄜延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朝廷下诏书，命令各路都部署司在管辖区内置营田，解决部分军费粮草问题。营田就是军队屯田，没有战事时，组织士兵进行农业生产；有战事时，就出兵攻敌；相当于现在的生产建设兵团。庆历元年十一月份，梁适奉命出使陕西后还朝，与范仲淹一起向皇帝提出十几条边防战争策略。
范仲淹上奏的进攻敌人的策略说：“我私底下发现在延安的西方向，庆州的东方向，有西夏的边界侵入我国百多里，这里有金汤寨、白豹寨、后桥寨三个城寨，这是延州、庆州必经之路，可以使得敌人兵势不能连接，由于迂回遥远使敌人不能互相呼应配合。虽然这个地区曾被攻取，但因为没有招降的恩惠，没有据守的谋略，我军一撤，此地又成为了边患。我推测西夏军会大举进攻我国，朝廷肯定会要想办法牵制敌军。进行大反攻之地，就是这个地方。可用步兵军队三万人，骑兵军队五千人，进入边界后，颁布军事命令，建筑大量军事要塞派军队驻守在此。等待城寨建筑完工后，留士兵守卫城寨，然后再维修旧的城寨，安排更多的士兵守卫。安排巡检官范全、赵明安抚这些留守的士兵，严格规定；西夏大军侵犯时，安排侦察兵侦察敌情，召唤援军救援，并且坚壁清野让西夏军无所获。碰到小股敌军侵犯，扼守险要的地方设埋伏以抗敌。平常时置营田解决军粮问题，战时派营田的士兵相助抗敌。 这样做，可以使敌人兵力分散，让我军士气大振。并且容易联系延州、庆州两路军队，便于相互救援。另外，环州的西方向，镇戎军的东方向，还有葫芦泉一带的少数民族部落，与羌族的明珠部落、灭藏部落相连接，阻碍了环州、镇戎军经过的道路。明珠部落、灭藏部落的居住地，向北接西夏人的疆界，他们在观望西夏军与我军的事态发展。再者，延州南安县距离故绥州有四十里远，在银川口与夏川口。今延州军队东渡黄河，向北进入岚州、石州，退兵西渡黄河，倒过来与麟州、府州两州相互配合应敌。盖以故绥州一带，西夏边界阻断。按照这样有军事部署路线，每攻取一处，使城寨平稳安定下来，则又计划攻取另一处，步步为营，这样做就比较妥当。”范仲淹上奏的防御敌人的策略说：“我昨天到延州，见了青涧城城主种世衡与其交谈，他在本处屯田，今闻仅仅收获了粮食万石。我观察现在的边关城寨，都可以安排弓箭手、士兵们守卫，然后屯田，依据田地的亩数来收田租，士兵获得粮食收成，多余粮食卖给官府，人乐其勤，公收其利，则长途运输粮食的苦难弊端问题，可以解决了。还可以安排士兵们的一家人迁徙到塞下，在此种田，安家立业，一家人坚守此地，比起东兵不乐田利，不习地势，不怀恋此地的功劳与利益大多了。据守的士兵一家人守得越久，则军备越充足，就算西夏军入侵，也不能困住我国守军。这是假借士兵、弓箭手的力量，实行军屯防御敌人的好处所在。”
庆州知州范仲淹打报告给北宋朝廷请求枢密院及宣徽院给予未填姓名的补官文凭各百道，用于奖赏对西夏作战有功的将士与招降的少数民族首领，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未填姓名的补官文凭，在北宋称之为“宣头空名”与“空名告身”，相当于现在的没有填写姓名的官职委任状或者聘书。范仲淹向北宋国防部要这些没有写上姓名的委任状，有激励北宋将士与招降少数民族首领的作用。庆历二年三月，范仲淹巡视边境到了环州，环州境内羌族人暗中勾结西夏人成为边患。范仲淹认为种世衡跟羌族人关系处理比较好，而且青涧城已修复得很坚固，于是他上奏请朝廷委任种世衡为环州知州解决边患问题。四月，朝廷委任秦州知州韩琦为秦州观察使，委任渭州知州王沿为泾州观察使，委任延州知州庞籍为鄜州观察使，委任庆州知州范仲淹为邠州观察使。观察使，全称为观察处置使，作为地方军政长官，重者为节度使，次者为观察使，观察使的地位低于节度使。宋朝时于诸州置观察使，无职掌，无定员，亦不驻本州，仅为武臣准备升迁之寄禄官，实系虚衔。朝廷委任韩琦、王沿、庞籍、范仲淹为观察使，目的是为了利于这四人晋升之用，或者可以按这官职多发薪水，奖励这四人抵御西夏侵犯的劳苦功高的意思。初，范仲淹任开封府知府时，曾建议修洛阳城作为陪都以备急难之需。辽国看到宋国对西夏作战失利，以为有可乘之机，于是撕毁和平协议，想要进攻宋国，有官员提议按照范仲淹的建修建陪都洛阳。宰相吕夷简说：“辽国人畏壮侮怯，仓促修洛阳作为陪都，不但不能向辽国示威，反而助长其嚣张气焰，宜建大名府为陪都，表示皇上亲征，以伐其谋。”朝廷准备下诏书建大名府为陪都。范仲淹又上奏说：“这个建陪都的主意，只是虚张声势而已，不足以凭恃的，修建洛阳城作为陪都来不及了，请赶快修筑首都汴京城以防辽国进犯。”许多官员都同意范仲淹的主张。吕夷简说：“再高的城墙也没有用。如果让辽国人渡过黄河，而我们固守京城，国家就会灭亡了。所以，应该在河北设防线。”后来建设大名府为陪都，称为北京，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是正确的。北京城修建后，委任知天雄军程琳为大名府知府兼北京留守职务。
庆州的西北方向有个马铺寨，当后桥川口，在西夏境内，范仲淹想要在此修筑军事防御工事，他估计西夏人必然会夺取这个地方，暗中派遣长子范纯佑与少数民族将领赵明先占据这个地方，率军队紧随其后。宋军将士刚开始并不知道范仲淹带领他们去哪里，到了柔远这个地方，范仲淹下命令筑城寨，十天左右把城寨建好，取名为“大顺寨”。西夏人察觉到其境内有一个宋军据守的城寨，率30000人的骑兵来进攻大顺寨，没有所获，于是就假装失败撤退，范仲淹约束部队不要追击西夏军队。果然，西夏人在撤退的路上设下了伏兵，但是范仲淹没有上当。大顺寨建成后，白豹寨、金汤寨这些防御工事西夏人都不敢进犯，环庆路自此开始西夏人侵犯次数越来越少。北宋朝廷按照邠州观察使范仲淹的请求，把其复职为龙图阁直学士，把鄜州观察使庞籍复职为龙图阁直学士。范仲淹曾经上奏书说：“我守卫边疆数年，羌族人比较敬重我，称呼我为“龙图老子”，现在把我的职务改为观察使，与一些少数民族首领名号混淆，恐怕引起西夏人的轻视，而且我现在没有军事功劳，不应该增加工资待遇。”范仲淹的言辞比较真诚，连上几道奏书后，朝廷同意了范仲淹的请求，把范仲淹与庞籍复职为龙图阁直学士。
居住在原州的羌族的敏珠尔、密藏两个部落，有士兵几万人，与李元昊隔绝，范仲淹听说泾原路的宋军想要偷袭进攻这两个羌族部落，急忙向朝廷上奏制止这种军事行动，他说：“敏珠尔、密藏二个部落集聚地道路艰险不可以进攻，前几天高继嵩就因此军事失利。这两个羌族部落平时就不顺从我朝，现在进军征讨，他们势必西夏人狼狈为奸，南侵原州，西扰镇戎军，东袭环州，使得边患不能停止。宜因李元昊在其他路大举入侵之际，我们集合兵力向北夺取细腰葫芦泉这个地方为我军堡垒与屏障，以断绝李元昊的进军之路，则这两个羌族部落就会心安，而环州、镇戎军的道路贯通，就没有必要担扰羌族的敏珠尔、密藏作乱了。”后来两年内，宋军在细腰葫芦泉这个地方修筑了很多城寨作为防御工事。调任渭州知州文彦博为秦凤路都部署兼秦州知州，调任泾州知州滕宗谅为环庆路都部署兼庆州知州，调任瀛州知州张亢为泾原路都部署兼渭州知州，同时，把文彦博、滕宗谅、张亢都委任为经略安抚招讨使一职。朝廷又重新设置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兼沿边招讨使，命令韩琦、范仲淹、庞籍任职为陕西这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范仲淹与韩琦在泾州开府管理军政事务，调任文彦博管理秦州，调任滕宗谅管理庆州，都是范仲淹打报告给朝廷请求这样做的。原因是葛怀敏兵败定川，很多郡县震惊。当时，滕宗谅看到城中兵力少，就招集农民穿上宋军军服守城，又招募敢死之士侦察西夏李元昊的军情，通知周围郡县做好军事防御工作。范仲淹率环庆路宋军来救援滕宗谅。阴雨天气连续了十天，加上葛怀敏大败，军民士气大落，滕宗谅设酒宴犒劳士兵，又依兵籍在佛祠中祭祀在定川战役中战死的宋军将士，厚抚阵亡将士的妻儿老小，使各得所欲。于是宋军将士们感动后士气大增，边民稍安，因此，范仲淹向朝廷打报告要求做泾州的知州。范仲淹、富弼举荐泰山学者孙复经学方面学问深厚，应该任用其做官，朝廷召见孙复委任其为试校书郎、国子监直讲。孙复是北宋理学家、教育家，是石介、文彦博、范纯仁的老师，后来官至殿中丞。范纯仁是范仲淹的二儿子，后来官至宰相，是范仲淹四个儿子中最有出息的一个。
庆州知州腾宗谅上奏说，自从定川战役军事失利，朝廷命令韩琦等军事统帅都统四路，应该对将帅进行定额管理并接受上级管辖，其官职称号不要相同。”于是，在庆历二年十二月，朝廷下诏书说：“韩琦、范仲淹、庞籍已是四路招讨使，免去其他诸路招讨使、招讨副使的职务。”由于连年战争，西夏国中士兵、钱财、粮食、资源消耗太大，比较疲乏困顿，李元昊想要议和，北宋朝廷下密诏要求延州知州庞籍去跟李元昊谈判。庆历三年元月，朝廷下命令要求沿边招讨使韩琦、范仲淹、庞籍，凡是军事方面约定的期限来不及上报时，让他们不须请示，自行处理。泾原安抚使王尧臣上奏说：“韩琦、范仲淹既为陕西四路都部署沿边经略安抚招讨等使职，这四路应该接受上级管辖，而诸路将帅兼职经略使职务的有九人，而且这九人各置政府管理机构办理军政事务，名号不同，管辖不同，比较乱。请强制各路都部署、副部署免去他们的经略使职务，只担任沿边安抚使、沿边安抚副使的职务。”朝廷同意了王尧臣的建议。二月，宋仁宗赏赐陕西诏讨使韩琦、范仲淹、庞籍钱百万，以奖励这三位将帅抗击西夏进侵的功劳。过了几天，韩琦、范仲淹等人上书说：“现在李元昊派遣使者来朝议和，如果他不改掉冒用帝王的名号，则不同意议和。如果他卑辞厚礼，又用‘乌珠’这个名号，应该要防止他以后兴风作浪成为祸患。”集贤校理余靖也上书说不同意议和。四月，朝廷委任韩琦、范仲淹同为枢密院副使，委任知永兴军郑戬为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兼经略安抚诏讨等使，所管军队驻守泾州。
韩琦、范仲淹五次上书推辞枢密院副使这一职务，但朝廷不同意，他们只好就职。当时，朝廷把枢密副使富弼改任为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讲学士职务。富弼上书提建议说：“韩琦、范仲淹一同授予枢密副使一职，然而有些人讲，西夏贼寇未灭，如果两人一起在枢密院供职，或怕他们误事。希望陛下能采用公论，把他们其中一人安排在枢密院，另一人在边境任职，或者把这二人，每人在枢密院工作一年进行轮换，让他们劳逸结合，内外协济，没有比这样安排更好的。”国子监直讲石介作了一首《庆历圣德诗》，他笃学尚志，乐善疾恶，而且喜欢名誉，他在诗中称赞宋仁宗，写吕夷简被罢免总理一职，称赞名臣章得象、晏殊、贾昌朝、韩琦、范仲淹、富弼同时执政，称赞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并为谏官。江准每年的漕运不济，输送不足，导致首都汴京城缺乏军粮供应，大臣们非常担忧此事。枢密副使范仲淹看到这种情况，上奏举荐
庆历三年八月，朝廷委任枢密副使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资政殿学士富弼重新担任枢密副使一职。过了几天，任命枢密副使韩琦为陕西宣抚使。本来宋仁宗任命范仲淹为陕西宣抚使，任中师为河东宣抚使的，但过了一个多月，他俩都没有动身去陕西路与河东路就职。有可能是皇帝又有其他考虑，把他俩留在京城不放他们去边防地区就职；还有可能范仲淹与任中师有其他方面的考虑，所以没有动身。韩琦看到此情况跟宋仁宗说：“西夏请和没有生事端，让范仲淹与任中师只担任宣抚使职名不亲往任职就行了。西夏李元昊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肯定会因为恼羞成怒而侵犯边境，那时当迅速派遣范仲淹去亲往任职宣抚使对抗西夏人；河东路的军政事务，我还年轻健康，可以任河东宣抚使去管理其地边防事宜。任中师是老前辈、老臣子，身体吃不消，就不用劳累前往河东路去处理边防事宜了。”朝廷下诏书命令韩琦代替范仲淹任陕西宣抚使，而任中师不用去河东路任职了。
宋仁宗既然提拔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每次召见他们，必定会以没有提交使国家太平之策批评他们，多次下命令要求他们上奏章提出解决问题的工作方案。参知政事范仲淹对一些人说：“皇上把我晋升到这样高的职务，对我非常好。但是朝廷事务有先后之分，有些事务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改革弊端，则国家能长治久安，这项改革工作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宋仁宗再下手诏命令，又在天章阁召开座谈会，给他们赐坐，给纸笔，要求他们当场写好改革政务的的奏章。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是宋仁宗急功近利造成的。当时，天章阁的会议上，范仲淹、富弼都惶恐避席，退立上奏十项改革事项：一是严明官吏升降。二是限制官僚滥进。三是严密科举取士。四是慎选地方政府长官。五是重新规定官员按等级给以一定数量的职田，调配给缺乏职田的官员，以“责其廉节”，防止贪赃枉法。六是重视农业生产。七是均赋税，宽徭役。八是整治军备，恢复府兵制。九是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十是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范仲淹等人向皇帝提出这十项改革措施后，宋仁宗才相信范仲淹等人能办好改革这件大事，于是把这样措施，都著为命令颁布下去要求执行与落实。整治军备中的恢复府兵制，很多大臣共认为不可行而停止实施。“庆历新政”由此揭开了序幕。
庆历三年九月，郑戬检举庆州知州滕宗谅前在泾州任职时浪费了公款，监察御史梁坚也向朝廷弹劾滕宗谅浪费政府的钱，朝廷下诏书命令博士燕度前往邠州调查此事，调查结束后，朝廷调任庆州知州滕宗谅为代理凤翔府知府。滕宗谅就是滕子京，字子京，是范仲淹的好朋友。所以，范仲淹上奏为滕宗谅求情说：“监察御史梁坚上奏弹劾滕京谅在泾州低价购买百姓的牛驴，犒劳士兵。我认为去年葛怀敏兵败后，胜利的西夏人进军，西州军官员受到惊忧，没有应付的办法。泾州当时没有守兵，西夏军已到渭州，滕宗谅征用百姓中年青强壮者几千人入泾州中防守，当时天气寒冷，军情愁惨，得到滕宗谅的支援军队，并且军粮充足，边防官兵们众心大喜。滕宗谅虽说没有大的军事功劳，然而他很明显是急难之时需要的人才，所以我举荐他担任庆州知州一职。他匆忙急迫地收购牛驴犒劳军队，纵有价格上吃亏，但情有可恕。现在一旦驱逐他如同驱逐一个小官吏一样，以后的主官将帅，哪个敢便宜行事，见机行事?我想请求朝廷派遣范宗杰在邠州调查此事，如果滕宗谅有贪污挪用公款进入自己的腰包或者有其他违法犯罪行为，我愿与滕宗谅一起接受朝廷的处分。”
庆历三年十月，朝廷采纳富弼、范仲淹等人的建议，任命盐铁副使张昷之为河北都转运按察使，任命知谏院王素为准南都转运按察使，任命盐铁判官沈邈为京东转运按察使。范仲淹、富弼等人上奏说：“现在京官与地方官员虽然多，然而与陛下共同治理天下的人，唯有地方政府官员最重要。以前对官员不加以正确选拔，没有才能的、贪污腐败的、年老懦弱的，一切按照规定任命，其中良吏一百人里面没有一二个，使得天下赋税不均，司法不公平，水旱天灾得不到救济，盗贼得不到惩治，老百姓无处申诉告状，想要民众不思叛乱，这是没有的事情。想要拯救现状，莫若任命理想的地方政府官员，想要得到理想的地方政府官员，请陛下下诏书让两府精选监察官员转运使。任命了理想的转运使，委托与授权让他们逐路自择知州；任命了理想的知州，委托与授权让他们逐州自择知县。其中不能任职干工作的知州、知县，上奏罢免掉。仍然命令知州、知县等地方政府官员久任，不轻易更换，其中工作成绩优异的，可以晋升职务。这样做可以官修政举，朝廷只要进行宏观管理就可以把国家治理好。”宋仁宗采纳了范仲淹等人的建议，于是张昷之、王素、沈邈等首选为转运按察使。
范仲淹上奏说：“我见在朝的京官、使职的大臣、侯补的官员等呈上陈述事实的文书，或者评理自己劳苦的功绩，或者因为过去所犯的错误进行申诉冤屈以求洗雪，或者陈述请求差遣职务，这些事理分明可以行得通的，可停止的，则朝廷有所指示。内有中书省、枢密院没有见到相关根由文字依据及害怕审官院、三班院、流内铨分别引用已有的事例作为自己行动的依据或借口，难以赐予和剥夺的，多批示送往逐司，其逐司见到审批报送的文字报告，没有赐予和剥夺的，便不施行，这样做称为“送杀”。长此以往，官员、使职的大臣多次呈上陈述事实的文书，不能结束，转成了搁滞。我请求陛下特降圣旨，今后凡是有呈上陈述事实的文书，请逐司主要负责的官吏仔细审阅研究，如果内有适合施行的，立即审核议定，具体条例按实际情况作出选择与取舍，再向上级进呈。报送中书省、枢密院进行考虑、分析，然后等候旨意。如果不可以施行的，也请逐司通知本人是什么原因与理由不采纳，可以避免官员、使臣、候补官员等重复呈上文书，烦忧圣听。”宋仁宗同意了范仲淹这一请求。
庆历三年十一月，初，一些盗贼势力在准南地区烧杀抢掠，将要抢劫高邮地区，知军晁仲约分析不能抵抗这群盗贼，就通知当地有钱的居民拿出个人金银财帛，准备好酒肉，派人迎接与慰劳这群盗贼，并且厚赠钱财给他们。盗贼们收到赠送的钱财，非常高兴，就离开了高邮地区，没有在此烧杀抢掠。这件事情，让北宋朝廷知道了，枢密院副使富弼在会议上认为应该诛杀晁仲约，治其通盗之罪。而参知政事范仲淹想要宽恕晁仲约，两人各持己见在宋仁宗面前争论起来。枢密院副使富弼说：“盗贼公然抢掠，作为镇守一方的官员不能战守抗拒盗贼，反而安排百姓用钱财赠送给盗贼，按照我国法律当诛杀，不杀则以后郡守官员中就没有人肯守城护民了。”参知政事范仲淹说：“郡县有守卫的军队足以守城，遇到盗贼不抵御，按法律规定应该诛杀，但是高邮地区无一兵一卒，按道理来讲，晁仲约应该尽职尽责战守，然而情有可恕，杀了他不是当时立法的本意。”宋仁宗打消了疑虑，同意了范仲淹赫免晁仲约的建议。
庆历四年正月，朝廷把天章阁侍制、权知凤翔府滕宗谅降职为虢州知州，并代副部署张亢为本部钤辖。本来滕宗谅与张亢都关押在邠州监狱，等候朝廷的处分，他们没有受到严重的处分，是因为参知政事范仲淹为他们求情的缘故。范仲淹在朝堂上为滕宗谅、张亢等人辩护，说他们并没有什么大的过错，乞求免于刑事处分。他还说：“燕度调查滕宗谅所挪用的钱物数目清楚，并没有中饱私囊、贪污受贿。张亢借用公款购买物品，在没有调查之前，已经还清公款。又因他们是调任时借公款，却留下财物准备归还借款，都没有欺骗朝廷与中饱私囊的行为。”于是，虽说滕宗谅与张亢受了降职处分，但免于坐牢这样重的刑事处分。
二月，朝廷下诏书，命令天章阁侍读曾公亮修订审官条例、三班院条例、流内铨条例，这是按照参知政事范仲淹的请求所进行的改革方案。宋朝实行殿阁制度，除了翰林院外，殿有崇政殿、观文殿、资政殿、端明殿等，一般设有大学士、学士、侍讲、侍读、说书等官，还有集英殿、右文殿等，设有修撰等官；阁有总阁、龙图阁、天章阁、宝文阁、显谟阁、徽猷阁、焕章阁、华文阁、宝谟阁、宝章阁、显文阁等，设有学士、直学士、侍制、侍讲等官，另有秘阁，设有修撰官，还有直龙图阁、直天章阁、直显文阁、直秘阁。天章阁设有学士、直学士、待制、侍讲、侍读这些官职。
三月，参知政事范仲淹上奏说：“刘沪、董士廉是按照四路都部署的命令而前往修筑水洛城的，不是他们两人擅自兴建水洛城的。何况刘沪是边境上有名气的将领，战功很多，国家要爱惜这些将才，不要轻易放弃。董士廉是朝廷的京官，现在将他与将领一起调查，不合事理，希望圣上开恩特别派遣使者乘驿站交通工具前往，并且委派鱼周询、周惟德调查刘沪等人所犯的过错，根据情节大小向朝廷上奏，仍然把刘沪、董士廉押送到邠州拘留，听候朝廷的处分。”范仲淹等官员想要复古劝学，多次说教育兴国的重要性，宋仁宗下诏书要大臣们开会讨论落实教育事业的工作。四月，宋仁宗问辅臣说：“从前小人喜欢结成朋党，有君子结成朋党的吗?”范仲淹回答宋仁宗说：“我在边境任将帅时，见过英勇作战的人自然而然结成朋党，而怯懦不敢作战的人也自然而然结成朋党。现在朝廷也有正邪两个阵营的党派，这要靠圣上英明地识别与察觉。如果朋党一心为善，为国为民，对于国家来说是没有什么害处的。”
初，吕夷简被罢免了宰相的职务，夏竦任职为枢密使，后来，朝廷又夺了夏竦枢密使的官职，让杜衍担任枢密使职务。石介作了一首《庆历圣德诗》，为忠臣范仲淹等人歌功颂德，抨击奸臣夏竦，夏竦非常恨石介等人。而范仲淹等人平日里关系很好，欧阳修作为言官，讨论国家大事任性而为，不知道避嫌疑。夏竦跟他一派的人造舆论，诬杜衍、范仲淹、欧阳修为朋党。朋党，简称党人。欧阳修写了一篇议论文章《朋党论》为自己关系好的官员们辩护。以夏竦为首的，造谣与诬蔑范仲淹等人为朋党的官员们憎恶欧阳修，并且对欧阳修的言论断章取义，唆使内侍蓝无震上奏进谗言：“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前些日子蔡襄称赞他们为“四贤”。贬离京城没有几天，又回到京城任职。这四人得势时，举荐蔡襄为同列官员。他们把国家的爵位、官职、俸禄作为私人的恩惠，密相勾结为朋党，相互提携，不用过二三年，他们提拔的官员占据朝廷重要的职位，则会误朝迷国，谁还敢说他们的过错?”宋仁宗不相信这些谗言与谣言。
五月，枢密副使富弼、参知政事范仲淹在崇政殿向宋仁宗提防御与攻击西夏人的军事方案，商议了很久才结束会议。把隶属于河南府的颍阳县、寿安县、偃师县、缑氏县、河清县废掉并为镇，又把王屋县划归河南府，这是采纳了范仲淹的建议而落实的工作。六月，上朝开会，大臣们回答宋仁宗所写手诏的五个问题。韩琦、范仲淹上奏陇西、河北的军政事务、还有陕西的八项工作、河北五项工作。范仲淹上奏说：“西夏贼人议和，出尔反尔、反覆无常，很难以相信他们，希望陛下早点罢免我参知政事这一职务，任命我为边境州郡主官，任安抚使之名的职务，就足够管理边境上的军政事务，乞求不要让我任招讨使、都部署的职务。”
朝廷任命参知政事范仲淹为陕西、河东路宣抚使。以前，范仲淹被贬离京城任地方官，陕西边境西夏人李元昊入侵，宋仁宗以范仲淹在官员有威望，所以提拔他为守卫边境的官员。后来，召范仲淹回京任命为副宰相，想要其进行改革，富国强兵。范仲淹感激宋仁宗的赏识与信任，以天下为己任，遂与富弼不分日夜地为国家思虑，出谋划策，想要让国家兴盛太平。然而，宋朝历史遗留问题太多，改革的动作太大，很多官员认为这些改革措施难以施行。再加上按察使们四处巡视，对很多地方官员的不称职行为与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弹劾，大宋官员们的心不自安。得到保任的官员名额很少，而且要求条件更加严格；对文武百官的考核更加严密，让那些钻营想当官的感到不方便，动了既得利益者们的奶酪。于是诋毁、诽谤范仲淹、富弼等人的舆论越来越猖獗，而诬蔑他们为朋党的谣言没有一刻是停歇的。仅管如此，但范仲淹、富弼保持自己的意见没有变。
石介给富弼提书面意见，要求富弼要做伊尹、周公之事，辅佐皇帝，把国家治理强盛。夏竦想要陷害富弼等人，于是安排女奴暗中临摹石介写字，过了一些日子，这个女奴模仿石介的字迹难辨真伪，遂改伊尹、周公为伊尹、霍光，还伪造石介为富弼所写的废立皇帝宋仁宗的诏书，并且把富弼想要废掉宋仁宗，另立一个新皇帝的诏书的事情用流言蜚语的方式让宋仁宗知晓。宋仁宗虽然不相信富弼等人想要废掉他这个皇帝的事，但是范仲淹、富弼感到恐惧，心中很不安，都向皇帝请求作为按察使去边境巡视，或者作为边境守官，但是宋仁宗不同意他们离开京城去任守边境的官员。正好有边境告急的奏章，范仲淹坚持要求去边境卫国安民，所以朝廷任命范仲淹为陕西、河东路宣抚使，去抵御西夏李元昊的入侵。
庆历四年六月，范仲淹怀疑辽国想要撕毁和平协议，准备调大军进行防御。时任枢密使的杜衍认为辽国必定不会兴兵攻打宋国，不同意发兵防御辽国。范仲淹与杜衍在宋仁宗面前争论不休，范仲淹情绪激动，在皇帝面前毁谤杜衍。范仲淹对待杜衍如同自己的父亲一样，不过今天由于对是否出兵防备辽国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所以，争论不休。杜衍初并不恨范仲淹，退朝后，范仲淹还是争辩不止，想要说服皇帝。韩琦看到此情景，立即做转弯工作，他说：“如果要防御辽国，我请求派我前往宋辽边境，不需要朝廷派一兵一卒。”范仲淹听到韩琦这话很愤怒，再向皇帝请求对话，把韩琦的话向皇帝上奏。结果是北宋朝廷还是没有向宋辽边境发兵，范仲淹也不以为这是不顺从他的意思。
朝廷命令范仲淹主管对西夏的军事事务，富弼主管对辽国的军事事务。庆历四年七月，朝廷下诏书命令：“各路转运使、转运副使、提点刑狱，监察所管辖地区的知州、知军、知县、县令等官员，有优异的治理地方政绩的，向朝廷上奏，对他们进行表扬与晋升官职。如果推举的官员是没有什么政绩的，令御史台进行弹劾上奏，要追究举荐者的连带责任。”这是朝廷采纳了范仲淹提的建议。庆历四年八月，朝廷命令参知政事贾昌朝治理全国农田水利工作，范仲淹治理全国刑事司法工作，遇到棘手的事情，全部都向朝廷上奏。
初，范仲淹建议：“周朝的官制，是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分兼六官（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的职责；汉朝的官制，是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部六卿（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唐朝的官制，是以宰相分判六曹（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我宋朝的中书省，就是古代天官冢宰的职责，枢密院，就是古代夏官司马的职责。现在四个重要的政府机构的职责分散于一些部门，没有三公这样位高权重的官员进行领导，而中书省、枢密院这二府的职能就是提拔与官职任命，而且遵循资历品级，评议赏罚，查阅使用一些条例而已。在上不能负责三公共同处理事务的职责，在下不能负责由六卿分别任职统管天下诸事的职责，这不是依法治理国家的功能。我作为臣子请求朝廷效仿前代王朝，以三司使、司农寺、审官院、流内铨、国子监、太常寺、刑部、审刑院、大理寺、群牧司、殿前马步军司，各个政府机构由委任的宰相兼职管理这些部门，凡是制定新的法规，更改以前的弊端，官员的考核与任免，刑法的轻重，有利害关系的，听从宰相进行决定，如果遇到重大事项的，由中书省、枢密院共同签署意见向陛下上奏请求圣裁。我愿意任管理军事人、财、物征调的职务，如果我的工作对国家没有补益，请先免去我的官职或者把我降级。”
章得象等人都认为不可以这样做，对范仲淹的提议持反对意见，过了一些时间，所以朝廷下诏书命令参知政事贾昌朝兼管全国农田水利工作，范仲淹兼管刑事司法工作。有可能是贾昌朝以参知政事兼司农寺卿职务，范仲淹以参知政事兼刑部尚书或审刑院知院职务。然而，这项制度最后没有得到全面贯彻落实。
范仲淹上奏说：“麟州、府州二个州，山川环绕的地理环境有五六百里，是过去汉族与少数民族在此种粮种田、安身立命之地，自从西夏贼入侵后，现今尚存有百姓三千多人散居在黄河东涯。我国所修的军事防御堡寨，只是有通往麟州、府州的道路，其四面方向没有别的城寨可以用于防守，这些边境上生活的百姓们，至今都不敢从事农业生产，造成了当地谷价很贵，政府部门为了确保百姓的粮食供应，通过和籴、科籴等方式籴买粮食，花费了大笔的钱筹集到大量粮食，但是河东百姓又苦于在山路粮食辗转运输困难。如今麟州、府州的人都愿意修建城寨，如果只以河西的兵马粮草调用，自然可以满足守卫这些地区士兵的粮食供应。何况折氏军强盛的时候，府州只屯有士兵二千人，如今虽说比不上强盛时期，但兵马经常保持在万多人左右。如果再招募一些少数民族百姓与汉族百姓在此安居，又可以征士兵几千人，可减少汉军屯守此地，这是此地区长久防御敌人入侵之策。”
折家军，是折氏所带的军队，从唐代初年至北宋末年，折氏数百年间世居府州，“内屏中国，外攘夷狄”。范仲淹奏请朝廷下命令让张亢总管这些修建城寨的工程。这是因为张亢修复了广堡寨的缘故。
庆历四年十一月，监进奏院刘巽、集贤校理苏舜钦被朝廷勒令停职，开除官籍。直龙图阁兼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王洙，被免掉了天章阁侍讲与史馆检讨的职务，降职为濠州知州。集贤校理刁约通免去校理一职，降职为海州通判。集贤校理江休复免去校理一职，降职为蔡州税监；集贤校理王益柔免去校理一职，降职为复州税监。太
杜衍、范仲淹、富弼等人在主管北宋政府时，多引荐与重用一些有名望的人士当官，目的是想有一帮人才辅佐处理好国家政务。范仲淹等人的反对者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人经常上奏反对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政治改革。集贤校理苏舜钦是范仲淹推荐上去的，他又是枢密使杜衍的女婿。苏舜钦从小文章写得好，但就是朝廷议论时，言语抨击权贵。当时进奏院祭祀神，苏舜钦按照以前的惯例，用所拆奏封的废纸换钱召妓人表演音乐舞蹈，办酒宴请宾客。御史中丞王拱辰得到了这一消息，吩咐下属御史鱼周询、刘元瑜等人上奏弹劾苏舜钦，借以打击杜衍、范仲淹。宋仁宗安排开封府调查此事，于是苏舜钦、刘巽被朝廷勒令停职，开除官籍，而王洙等官员受到处分，驱逐出京城降为地方官员。王拱辰皆大欢喜地说：“我把他们一网打尽了。”
集贤校理王益柔也是范仲淹举荐的，王拱辰弹劾王益柔，宋祁、张方平站在王拱辰一边落井下石，抨击王益柔参加苏舜钦的宴会，而且还作《傲歌》，说王益柔其罪当诛。他们这样做的真实目的，就是想利用王益柔的事来打击范仲淹，因为王益柔是范仲淹引荐的，脱不了干系。宰相章得象不置可否，参知政事贾昌朝暗使王拱辰等人进谗言。韩琦进谏言说：“王益柔年少轻狂，说些狂妄的话，怎么值得治他的重罪?现在国家大事不少，宋祁、张方平等近臣与国家利益休戚相关，他们不讨论国家大事，而开足火力攻击一个王益柔，他们是另有其目的，并不是特别为了王益柔作了一首《傲歌》。”宋仁宗醒悟过来了，对王益柔等人的处罚稍微宽恕了些。
参知政事范仲淹上奏乞求朝廷罢免其的职务，让他去当邠州知州，朝廷下诏书没有同意。环州、原州之间，羌族有三个大部落，分别是敏珠尔、密藏、康诺，这三个羌族部落素号“强梗”，也就是不好对付的部落。在两州之间的北方，可直通往西夏，宣抚使范仲淹跟人商议在这个地方修筑细腰城以断羌族与西夏联系之路。于是，范仲淹发征召公文通知环州知州种世衡与原州知州蒋偕共同负责修细腰城。环州知州种世衡生病在床，但收到通知后即日安排士兵们出发，跟原州知州蒋偕在细腰这个地方会合，命令宋军士兵们不分昼夜筑细腰城。他俩先安排使者设计热情款待羌族人，所以没有羌族人出兵来争夺细腰，又召见敏珠尔、密藏、康诺这三个部落酋长犒劳他们，并且告诉他们政府在此筑城，是为他们抵御敌人的侵犯。由于修筑细腰城是出其不意，羌族三个部落又失去联系西夏的外援，因此表示服从。范仲淹又发征召的公文给蒋偕要他筑大虫巉堡，大虫巉堡没有修筑完毕，羌族的敏珠尔、密藏两部伺间对修筑堡垒的蒋偕军队发动攻击，蒋偕从小路逃回，跪伏在经略使的官庭中请死。王素想要赫免蒋偕失去大虫巉堡之罪，命令蒋偕返回大虫巉堡，把这个堡垒完工以功赎罪，狄青说：“蒋偕轻率而没有谋略，再去修堡会有更大的失败。”王素说：“蒋偕战死，则狄部署可以去修大虫巉堡了。”狄青不敢多说了。蒋偕修筑完大虫巉堡，致使羌族酋长们退兵而还。
庆历五年正月，朝廷任命参知政事范仲淹为邠州知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任命枢密副使富弼为京东路、京西路安抚使、郓州知州。
因宋仁宗听信贾昌朝、王拱辰、宋祁、张方平等保守派谗言的缘故，范仲淹、富弼心不自安，所以两人都离开北宋朝廷，出使边疆借此避祸。范仲淹与富弼作为安抚使巡视边防，但是朝中的那些厌恶改革的保守派们仍然不放过范仲淹、富弼，继续对宋仁宗进谗言打击他们，他们所主张施行的改革政策也停止实施了，只有杜衍在施加影响力落实这些改革政策。宋仁宗被保守派的谗言弄得神魂颠倒，范仲淹看此情形不对，越来越不安心了，因此上奏章乞求宋仁宗罢免他的参知政事这一职务。宋仁宗想要同意范仲淹的请求，宰相章得象说：“范仲淹素来名气很大，如果他一请求就罢免了他的参知政事职务，恐怕天下人会说陛下你轻易就罢免了贤臣，不如赐下诏书不同意他的请求，如果范仲淹再上谢表，就是耍诈要挟君主，就可以罢免他了。”范仲淹果然上奏谢表，宋仁宗愈来愈相信章得象的话了。富弼自河北还朝，将及国门，右正言钱明逸在章得象等人的授意下说：“富弼改革造成了混乱，凡他推荐的官员，多隐藏着朋党，他喜欢的人尽心尽意扶持，不依附他的人使劲排挤，所有朝廷官员都畏惧他，跟畏惧范仲淹一样。”钱明逸又进谗言说：“范仲淹去年被委任为河东、陕西宣抚使，听说朝廷下诏书禁止朋党，他内心害怕显露出来，所以自称有病求医治病。他见到朝廷没有处置他，遂上奏章请求罢免参知政事一职提议自己去当邠州知州，他想巩固自己的参知政事的职位以消弥他人的非议，他欺诈的迹象很明显，请求陛下早点罢免他。”钱明逸的两次上奏，让宋仁宗信了保守派的谗言，立即书诏书罢免了范仲淹参知政事的职务，罢免了富弼枢密院副使的职务。
范仲淹“庆历新政”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一，宋仁宗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二，范仲淹提出的有关改革主张动了既得利益集团们的奶酪，得罪了一些官员；三，宋仁宗不愿放开手脚让范仲淹等人进行改革，反而重用范仲淹的政敌章得象、贾昌期、陈执中、王拱辰等人掣肘，这群反改革的保守派分别担任政府要职，章得象任职宰相、贾昌期任职参知政事兼枢密使、陈执中任职参知政事、王拱辰任职御史中丞；四，改革政策受到抵制难以贯彻落实；五，宋仁宗轻信朋党论的谗言，打压改革派，罢免枢密使杜衍、参知政事范仲淹、枢密副使富弼等人；六，宋仁宗想要进行的改革没有持续下去，虎头蛇尾，受挫折就轻易放弃了。“庆历新政”成也仁宗，败也仁宗。
枢密使、工部侍郎贾昌朝，由平章事职务兼任枢密使，宣徽南院使兼枢密副使王贻永为枢密使，资政殿学士、郓州知州宋庠任职为参知政事。从这些职务的委任情况，可以看出宋仁宗喜欢在职务上对官员进行制衡，例如有两位平章事、两位枢密使、两位及以上枢密副使、两位及以上参知政事，宋仁宗不喜欢政府重要职务由某一人独任，而是另设同一职务来制衡。宋仁宗罢免了范仲淹的参知政事职务，问宰相章得象：“谁可替代范仲淹任参知政事?”章得象向宋仁宗推荐了宋庠的弟弟宋祁，但宋仁宗欣赏宋庠，于是召回宋庠任他当参知政事。庆历五年正月，北宋朝廷任命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吴育、龙图阁直学士、延州知州庞籍两人并为枢密副使。吴育初次任职开封府尹，范仲淹在朝廷任参知政事，因议论朝政大事，多次与范仲淹的观点相左。范仲淹任职河东安抚使后，有所奏请，多为北宋朝廷高官们所阻挠，吴育独取范仲淹的意见可行的强制执行下去。
康定初，监察御史刘元瑜经常说：“范仲淹没有过错而被罢免，现在既复职为天章阁待制，宜在皇上左右。尹洙、余靖、欧阳修，皆因受朋党的牵连受到斥逐，这是一些小人恶直丑正。”到了范仲淹在朝中的地位危险时，刘元瑜想要得到章得象、陈执中的赏识，如磨勘保任之法的制度是由范仲淹提议创建的，范仲淹被免职后，刘元瑜上奏请撤销磨勘保任之法。
杜衍、范仲淹、富弼被罢免了重要官职，枢密副使韩琦上奏说：“陛下用杜衍为相，只用了120天就罢免了他，想必陛下是见了他的过失而采取的处分，不是我敢议论的。范仲淹以西夏人初附，自己请求保卫边疆，朝廷因此任他为防守边境官员，固亦有名。至于富弼，天生忠义之人，曾出使辽国，蹈不测之祸，以正当理由辩论说服了强敌，他为了我大宋忘身立事，就算是古人也难以做到。去年秋天，辽国大集军队，说是讨伐西夏李元昊，朝廷不知道辽国的真实意图，富弼以河朔地区边防军备没有完成，又自己请求去守卫边防，在外半年，把防御工作做好后还朝，刚到京城之门，还没有向陛下述职，就被责备而去闲郡任职，中外不知富弼是犯了什么罪?我怕从此天下忠臣义士，以富弼为戒，谁还肯为国家而用?所损失的还不止如此。我窃见近来李用和多疾病，陛下想要召见李昭亮赴朝任管理殿前司职务，在武将中求得一个能替代李昭亮的人，是很困难的。我认为陛下不如改富弼当定州知州，仍然兼部署之官职，派遣一个太监宣谕，命令他赴朝述职河北公事完成后到定州赴任，等待他向陛下答问，慰劳他后再派遣他。富弼一直以来以忠义素称，又感恩陛下的慰问之恩，唯思效死命，他岂敢以在京城任职与外地任职为意！如此，朝廷以对付辽国军事由富弼专门负责，以对付西夏国军事由范仲淹专门负责，使他们经营军事防务，以防范辽国、西夏国两边境发动军事战争，朝廷可以倚重富弼、范仲淹。”韩琦的奏章交上去了后，朝廷没有回应。董士廉上朝控诉韩琦反对修水洛城，一些朝中大臣支持董士廉。韩琦支持尹洙反对修筑水洛城，属反对派，反对派有文彦博、狄青等人；范仲淹、孙甫、郑戬、刘沪、董士廉等人支持修筑水洛城，属筑城派。韩琦虽然在很多政见上、工作上支持范仲淹，但在修筑水洛城这一问题上跟范仲淹的观点相左。由于朝廷大臣们在支持修筑水洛城这一问题上一边倒，让韩琦心不自安，打报告要求外任，于是，韩琦被罢免了枢密副使一职，加资政殿学士、任扬州知州。
范仲淹被罢免后，章得象、贾昌期等人认为新定科举入学预试不方便，且说诗赋等文学内容的文章容易考，而策论等议论文水平难以知道，宋朝立国以来，科举制度没有更改，得的人才较多。宋仁宗要求大臣们召开会议讨论范仲淹改革后的科举制度，有关政府部门请求按照旧的科举制度选官。于是，宋仁宗下诏书说：“科举旧的条例，都是先朝所制定的，应该按照旧的科举制度实行。科举改革后的制度，都停止实施。”
庆历五年三月，欧阳修上奏为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说话求情。这封奏书，朝廷没有答复，诬蔑欧阳修为朋党的官员们越来越厌恶欧阳修。庆历五年四月，宰相章得象被罢免了平章事的宰相职务，降职为镇安节度使、同平章事、判陈州。章得象在主管北宋中央政府八年，当时陕西用兵，宋仁宗进行改革，重用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安排章得象为国家出谋划策，而章得象没有什么治国方略。韩琦等人被罢免后，章得象坐在宰相位子上依然如故没有建树。监察御史里行孙抗多次上奏弹劾章得象尸位素餐，而章得象也连上十二道奏章请求朝廷罢免他宰相一职，宋仁宗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同意了章得象的请求。庆历五年十一月，朝廷下诏书说边境上辽国、西夏国军事入侵已停息，而且盗贼势力已经衰弱，郓州知州富弼、青州知州张存，罢免两人安抚使一职，邠州知州范仲淹，罢免陕西四路安抚使一职。富弼、张存、范仲淹三人被同时罢免安抚使这一职务，真实原因是夏竦痛恨石介，造谣石介谋乱，富弼将率一路军队接应的谣言的缘故。范仲淹早就打报告说自己有疾病请求朝廷解任边防职务。朝廷同意了范仲淹的请求，调任他为邓州知州。
夏竦诬奏石介没有去世，诬陷富弼暗中派使者到辽国，勾结辽国想要起兵叛乱，朝廷对夏竦的谗言表示怀疑。侍御史知杂事张昪、御史何郯对夏竦造谣生事，诬陷石介、富弼很不满。何郯上奏说：“这事情起因是夏竦在搞鬼，并不关石介什么事。原因是范仲淹、富弼在两府任职时，夏竦常有枢密使的任命，但因群臣议论不同意夏竦任职枢密使，所以，罢免了他的枢密使的职务。夏竦疑心是范仲淹等人排挤他，再加上石介是范仲淹等人引荐的，所以，夏竦想要治石介的罪，并且用此牵连富弼、范仲淹等人，来诬陷、打击忠义之臣。”朝廷派中使（太监）去石介埋葬地查验其是否真的去世了。提点刑狱吕居简给中使出了个主意，要石介的亲族门生及棺敛之人，立军令状文书保证石介已死，无需开棺验尸，用此可以向皇帝复命。宋仁宗听取中使的汇报后，打消了石介未死的疑虑。石介的妻子儿女本来羁管在其他州县，事情查明后，石介的妻子儿女才得以回到家乡。
庆历八年二月，朝廷改知荆南范仲淹为邓州知州。范仲淹在邓州两年，邓州百姓崇敬他，当朝廷下调令让范仲淹当荆南知州时，邓州百姓挡住宣旨的使者请求朝廷让范仲淹留任邓州知州，范仲淹看到百姓如此爱戴他，他愿意继续在邓州当官，朝廷下诏书同意了范仲淹留任邓州知州的请求。
皇祐二年八月，杭州知州、资政殿学士范仲淹上奏书推荐定居在建昌军的平民李觏，说李觏著作了《明堂图义》建筑方面的书。朝廷下诏书让“两制”部门阅读、参考，称其学业优异而博学，录用其为太学助教官职。李觏俊辩能文，举茂才异等不中，讲学自给，来跟随他学习的人经常有几十到几百人。李觏是当时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改革家，后来他官至直讲。
范仲淹被罢免参知政事职务后，担任过邠州知州，后来，范仲淹因为个人有疾病向朝廷打报告要求调任邓州知州，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并且还晋升他为给事中。后来，朝廷准备调任他为荆南知州，由于邓州人舍不得他调走，于是他又在邓州继续任职。接着，朝廷调任他为杭州知州，再晋升他为户部侍郎，后改任他为青州知州。因范仲淹的疾病越来越严重，因此他向朝廷请求调任为颍州知州。皇祐四年五月，颍州知州、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范仲淹在去颎州任上，行至徐州境内病死。享年六十四岁。
范仲淹年少时就有大志向，对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都不能扰乱他的心志，而他慨然有志于天下。经常自言自语说：“我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每次激烈地议论天下大事，都是奋不顾身，当时的官员们勉力磨练，崇尚风骨节操，就是受到范仲淹的影响所致。范仲淹的性格内刚外和，对父母非常孝顺。他母亲在世时，他过的是贫穷的日子，后来他当上北宋重要官员，没有宾客来访时，家里是不吃肉的，肉食是用来招待宾客的。他的妻子儿女也只有一口饭吃，有衣服穿而已，并没有过富人的生活。但他喜欢做慈善事业，他置义庄在村里，他出钱埋葬无钱入土为安的去世的贫困百姓，并且拿自己的工资来赡养家族中的人。他乐善好施，很多知识分子出自他的门下，乡邻乡亲们，都能说出范仲淹的名字。他在杭州当官时，他的儿女、族人、学生知道他有退休的想法，于是，乘机向他请求在洛阳置房产，树园圃，作为他养老的居所。范仲淹说：“人有道义之乐，人的身体都可以放在一边，何况这房屋?我今年有六十多岁了，寿命没有几年了，如果我谋求置房产、树园圃，那我能居住几年?我所忧患的是职务高而难退休，不忧患退休了没有居住之所。且西都洛阳官员们的园林相望，园林主人都没有闲情经常游园，哪个人会阻碍我游他们的园林?岂必有之于自身而后乐?”
初，范仲淹生病时，宋仁宗经常派遣使者赏赐药品，关心慰问他。当宋仁宗听闻范仲淹去世后的消息，又派使者去慰问范仲淹的亲属与吊唁范仲淹。范仲淹埋葬后，宋仁宗亲自为范仲淹的墓碑上写下四个字“褒贤之碑”。并且追赠范仲淹为兵部尚书，谥号“文正”，追封为楚国公爵。范仲淹去世的当天，全国人民听说了，都很叹息。范仲淹生前为政以德，为人很忠厚，他当地方政府官员时对百姓有恩。邠州、庆州二州州民与当地的羌族部落的人都画范仲淹的像，为范仲淹立生祠祭拜他。他去世后，羌族部落酋长几百人哭泣得如同死了自己的父亲一样，并且斋戒三日才离去。范仲淹有四个儿子：范纯祐、范纯仁、范纯礼、范纯粹。这四子皆有出息，都是北宋忠臣。范纯祐官至司竹监，范纯仁官至宰相，范线礼官至礼部尚书、尚书右丞，范纯粹官至户部侍郎。
欧阳修对范仲淹的评价：公少有大志，每以天下为己任。王安石对范仲淹的评价：一世之师，由初起终，名节无疵。吕中对范仲淹的评价：先儒论宋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毛主席对范仲淹的评价：中国历史上有些知识分子是文武双全，不但能够下笔千言，而且是知兵善战。范仲淹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作者简介：李文武，著名管理学家。《博锐管理在线》《中华品牌管理网》《中国管理传播网》等知名管理网站专栏作家。又是多家媒体与网络作家。研究：历史、经济、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