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任康磊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透露，将推进人社信用体系建设，频繁辞职和就业将成问题。据介绍，目前浙江宁波人社部门的智慧中心已经将宁波市有社保卡的1000万人员信息建库。

针对这个情况，某网站发起过一个网友民意调查，结果显示81%的网友反对。后来，浙江省人社厅回应，正常的跳槽肯定不会影响信用，针对的是恶意频繁的跳槽行为，相关细则尚在研究中。

这个事件前因后果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019年3月30日，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葛平安在宁波参加了一场小型的企业座谈会，会上针对招工难，员工流动频繁的问题，几个企业的代表各种吐苦水。

针对这个问题，葛平安现场表示将就员工离职实施制约措施，推进人社信用体系建设。

他说：“对单位和个人我们都要建立信用体系，个人老是频繁地辞职和就业的话，那肯定他的信用成问题了。”

然后，这件事就上热搜了……

你看，这件事其实只是在一个想法阶段，还不具备真正实施的细节和可行性论证。而且我认为，将来也几乎不可能真的实现。

根据浙江省人社厅对这一事件的解释说的“恶意频繁的跳槽行为”这个概念就无法界定。请问一年几次跳槽算频繁跳槽？谁来界定？他凭什么有资格界定？什么样的跳槽行为属于恶意跳槽？谁来界定？他凭什么认定为恶意？

如果有一个人，一年换了12份工作，这对于一般人来说算是比较频繁的跳槽了吧？可是他跳槽的原因是他运气比较差，找到的公司都是比较“无良”的用人单位，要么要求员工加班不给加班费，要么不给员工交社保或公积金、要么老板对员工毫不尊重。

他的跳槽算恶意吗？从用人单位角度来看，他当然是恶意，来了不到一个月就走，玩我们呢？从他自己的角度看，他不走才是恶意，是对自己最大的恶意。这时候，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恶意？是企业还是个人呢？

所以“恶意频繁的跳槽行为”这句话，很难量化，很难实际操作，而且跳槽本身就是劳动者的个人自由选择，这件事本身既不触犯法律，也不违背道德，哪里来的和信用挂钩？如果硬要这么做，很可能会造成滥用信用和泄露隐私的风险。

如果“恶意频繁跳槽”要纳入信用体系建设，那以后“恶意频繁离婚”、“恶意频繁取消航班行程”、“恶意频繁取消预定酒店”甚至“恶意频繁在市场砍价后不购买”是不是都要纳入信用体系建设？

另外，我们再回看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葛平安到底是在什么场景下说出的这个概念，是为了解决“招工难，员工流动频繁”这个问题。难道企业“招工难，员工流动频繁”是因为劳动者有问题？

这就好像是在一个村子里面，有几个光棍儿因为自己懒，家里穷，娶不着媳妇，媒婆儿偶尔带几个村里的妹子来找这几户光棍儿相亲。妹子们见了这些光棍儿之后，聊上几句，就知道不是要找的人，都不愿意跟他们结婚生活。这些光棍儿到村长那里诉苦，说自己娶不着媳妇，让村长帮他们想想办法。

村长为了让村里的光棍儿娶上媳妇，就站出来说，现在村里的妹子，总是频繁相亲怎么行呢？我要把这个纳入信息评价体系！后来村长的言行传到了网上，引起了众多网友的不满，村委会出来危机公关，解释说事情其实不是这么回事，我们说的不是限制相亲，是要限制那种恶意频繁相亲的妹子，那种属于不守妇道。

整个事件就是这么荒诞。

“招工难，员工流动频繁”确实是个别企业面临的问题，但它是整个社会所有企业的问题吗？恐怕不是。为什么有的企业招工就不难，流动就不频繁呢？赵本山说过这么一句话：“自己没能力就说没能力，别总说大环境不好，怎么你到哪儿，哪都大环境不好，你是破坏大环境的人啊？”

如果企业因为向政府部门反映“招工难，员工流动频繁”的问题，政府部门就制定政策来针对劳动者。那企业端还有什么动力来思考如何更好的处理劳资关系？如何通过加强自己的管理能力来更好的吸引人才、发展人才、留住人才？

当然，确实有一些劳动者有问题，有的随意跳槽，说走就走，连招呼都不打；有的违反道德，吃着奶，骂着娘；有的甚至带走企业的核心技术和关键信息，虽然签了保密协议和竞业禁止协议，但因为维权困难，企业实际上拿他们没有办法。这些问题确实存在，相关部门考虑通过顶层设计的方式来约束劳动者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通过个人征信的方式来管控，恐怕是需要谨慎决策的。据说现在丈母娘招女婿都要看征信报告。个人信用体系虽好，但也不能滥用。信用评价不是一个杂物筐子，什么东西都能往里面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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