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复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后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论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则亦不可复矣。”

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

又曰：“《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

爱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于将萌否？”

先生曰：“圣人作经，固无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

爱又问：“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独于《诗》而不删《郑》《卫》？先儒谓‘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然否？”

先生曰：“《诗》非孔门之旧本矣。孔子云：‘放郑声，郑声淫。’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此是孔门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谓雅乐。皆可奏之郊庙，奏之乡党，皆所以资畅和平，涵泳德性、移风易俗，安得有此？是长淫导奸矣。此必秦火之后，世儒附会，以足三百篇之数。盖淫泆之词，世俗多所喜传，如今闾巷皆然。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是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

管理借鉴：尧帝与舜帝以前的社会制度是部落联盟制度，也就是尧帝与舜帝是部落联盟的盟主，他们的前任也是部落联盟的盟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君主、国王、皇帝。这样的盟主可称之为政治领袖或者是“大酋长”。真正意义上的君主、国王是夏朝、商朝、周朝的夏王、商王、周王。禹治水有功，被众多部落酋长拥戴成为“大酋长”，禹建立夏朝，成为名副其实的夏朝国王。夏朝、商朝、周朝这三个朝代的社会制度是奴隶制的国家制度。部落联盟制度的治理方式也好，奴隶制度的治理方式也好，既不要效仿，也不要美化，那只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儒家学者喜欢美化尧帝与舜帝的部落联盟制度，认为那是“天下大治”的好制度，但是没有真正生存在那个年代，没有体验过那个制度的弊端，就不能凭猜想认为那是很完美的社会。企业也一样，不能凭猜想与传言就误认为其他企业的管理模式与治理方式是比较好的，就动不动全盘照搬与全体复制，实现上适合他的，不一定适合你；适合你的，不一定适合他。《晏子春秋》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橘子在不同地区生长味道不同，是因为水土不服的原因。企业的管理模式与治理方式也会同样遭遇到“水土不服”的情况。讲这个道理，并不是不要向他人学习，而是要掌握事物发展规律，然后灵活变通地应用。三人同行，必有我师焉，他人总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学以致用，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变通、创造地应用。

史书以记事叙事为主，经书以讲道理、摆事实，逻辑论证为主。也有史书在记事叙事的同时，讲一些道理，进行逻辑论证。也有经书在讲道理，逻辑论证的同时，又记事叙事。严格意义区分史书与经书，就看内容里是以记事叙事占大部分，还是讲道理进行逻辑论证占大部分。史书的目的是让人辨明善恶，吸取王朝与个人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良善之行的事迹，可能让后世的人学习与效仿，奸恶之行的事迹，也可能让后世的人学习与效仿。为了鼓励人们向善，对善行要记录得具体详尽，为了让人们杜绝向恶；对恶行只记录教训而对具体的事迹一笔带过，这样做的目的，是达到采善贬恶、遏恶扬善、抑恶扬善。善行得到光大，恶行得到贬损，那么整个社会风气就会好转，长此以往，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天下达到大治。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音乐是人们心灵的抚慰，书籍与音乐要以正能量为主，多弘扬正气，多传播善行，让民众的心志舒畅平和、涵养德性、移风易俗，让天下人得以教化，让社会风气得以美好。

作者简介：李文武，著名管理学家。《博锐管理在线》《中华品牌管理网》《中国管理传播网》等知名管理网站专栏作家。又是多家媒体与网络作家。研究：历史、经济、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