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人来人往。和20年前不同，现在人们不再把频繁更换工作，甚至跨行业、跨城市就业发展，当成不安分的丢人事。随着国内职场日趋成熟，跳槽已成为职场人的“新常态”。有专家预见，接下来的十年、二十年，社会将持续感受类似冲击带来的活力与阵痛。

去年3月1日西安市出台户籍新政后，杭州、成都、武汉等城市也相继推出或进一步放宽了吸引人才落户的政策。“人才争夺战”在包括西安在内的15个城市打响，跳槽季引发城市之间的“抢人”博弈。

跳槽潮里的人来人往

2017年岁末，45岁的陶大勇“请病假”去了趟北京，不是去看病，其实是去应聘。步入大叔级的他五年来一直思忖着跳槽，“就想着在这个行业再往高爬一步。”

去年11月，一家招聘网站进行的白领跳槽意愿调查显示，13.7%的白领正在办理离职，51.0%类似于陶大勇的人已经更新或投递了简历，正在求职；31.7%的人有跳槽意向，只是暂时没有行动；明确不想跳槽的，仅占总量的3.6%.

陶大勇目前是西安一家广告公司的文案，“没挪窝干了10年了，在西北地区算是有些名气吧，但放眼全国，就不算什么角了。”一直感觉被屈才的陶大勇想到“大地方”走一走，“五年间我给那边的广告公司几乎投遍了简历，也托行内朋友递过自己的作品和获奖证书。有两家打来电话让参加应聘，一次卡在笔试关，一次面试后就没有了消息。”

这次北京这家公司对他的作品表示满意，“都是老行家了，也不用笔试了”，要求再带上一些作品，当面谈细节。陶大勇明白，对于自己这种有工作经验的“老人手”，面试官希望通过了解从业经历，来判断求职者是否适应新岗位，从而给公司创造哪些价值。

陶大勇在考场外，意外遇上了刚进单位半年的一位新同事。小伙子笑着解释，“来北京见识一下，为以后跳槽积累经验”。在回西安的高铁上，他又偶遇“也是来参加面试的西安同行”。

“虽然不解决北京户口，每年25万元的保底年薪可是一份实惠。”三人在飞奔的列车上聊起跳槽的初衷时达成共识：“水往低处流，人要往高处走。”

就在陶大勇和他的同事想方设法想逃离“围城”之时，他单位的人事部门口挤满了应聘者，个个手里拿着一叠简历本和作品，适时打探着“刚才主考官都问了哪些问题”。几位年轻人显然“同命相怜”，相互通报着招聘信息，小声嘀咕着“把应聘单位和岗位换一下，到别的地方试一试”。

岗位成了“流水席”

去年795万名应届大学毕业生中，有520万人投了10份以上的简历才找到工作。其中80万人的简历，出现在50多家公司的邮箱。老家在商洛市丹凤县的小徐投了5份简历，才找到一份文秘的工作。“什么活都要干，简直就是个杂工，每月工资只有2500元。年前找个新工作，我不伺候了。”小徐表示，这次应聘就想捡起自己的广告专业“老本行”，毕竟要为以后的发展作打算。

相比小徐这只“菜鸟”，毕业两年半的小何已是“老江湖”：空调促销员、楼盘促销员、网站编辑、经理助理，她跳槽4次，从蓝领快速升入白领行列。小何认为自己跳槽都踩在点上，每个岗位都是当时的行业热门。既赚了钱，也积攒了从业经验，这次想找一个办公室主任的岗位锻炼一下。

在受访的年轻人中，不止一位直言“时不我待”，身边的人都是一两年一跳，跳槽被公认为提升收入最为便捷的方式。调查显示，62%的2017级应届毕业生认定自己需要“先就业，再择业”。六成以上90后大学生的第一份工作做不满1年。其中，38%的人不到半年就会另谋高就。和父辈不同，越来越多年轻人不再将毕业后的工作视作稳定的开始，唯一的归宿。

人事主管吴大军解释说：离职看似是员工年底时做的决定，实际上这个念头早就在员工的日常工作中生根发芽了。对于那些铁了心要离职的员工，无论企业采用什么办法，都很难撼动他们“蓄谋已久”的决心。要想留住员工就应该严格把控好招聘第一关，必须明白需要的是人才还是人手，坚持不懈地对员工进行职业素养培训，从而弱化员工的离职念头。如果人才和公司的发展不能相匹配，那么，分道扬镳也是迟早的事情。

陶大勇曾多次要求新人珍惜岗位，做一行要爱一行，争取在四五年时间内成为本行业的熟手。“许多年轻人没有耐心，你说他两句，人家还不高兴，甚至不请假就不来了，再一打听，跳槽了。”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院长、国家职业指导师李家华认为，工作并没有变得更难，年轻人能力也不比老一代差，只是新生代物质感很丰富。他们的父辈会为了养家糊口忍受工作，而这代年轻人更看重感觉和兴趣。“过去都用科层制做企业，管得越严越好。现在互联网化，你得学会平等。”

单位不欢迎留不住的人

35岁的沈睿两月前下决心跳出体制外，这位来自于西北贫困山区的青年才俊坦言，“之前确实也纠结了很长时间”。在亲友资助之下，沈睿考上了西安一所大学的计算系。“本来想留在西安，可是发现像我这样的人才一抓一大把，就决心考研。”

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显示，当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达2.47亿，相当于每六个国人中就有一个是流动人口，这个群体在城市中的平均流动时长为4.4年。面对就业压力，大学生毕业四五年后，多数年轻人将走向安家落户，或是选择离开的十字路口。

无论是前往大城市打拼，还是退守安逸的小城市安家，年轻人都在社交平台上倾诉着各自的烦恼和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

“导师很欣赏我，希望我搞研究。但是进高校，必须是博士学位。”沈睿说。为了供他上学，妻子一直做兼职，“我们的钱总是不够用，供给孩子上学，养活两边的父母，每月供房贷让我简直喘不过气。”

沈睿的努力没有白费，通过招考进入一家研究所，四年后拿到了自己的专利。心想着这下总算稳定下来了，却禁不住南方一家公司的游说，选择了辞职。新单位送一套房子给他安家，爱人的工作和孩子的上学也很快得到解决。国内顶尖的研究室和技术团队，让他干起事业来得心应手。谈及年薪，沈睿笑而不答，只是淡淡地解释说自己现在不差钱，但必须干满五年才能跳槽，否则单位会认为自己是在给别的公司在培养人才。

“获得更高的薪水、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和更换环境是辞职者公认的主要原因。”西安高新区一家公司的人事部经理告诉三秦都市报记者：匹配的工作经历是用人单位考虑的最大因素，跳槽频度和工作业绩分别位居第二、三位，教育背景仅排第四。“

这位人事部门负责人解释道，求职人员沟通及时、诚实守信、目标明确是用人单位最看重的前三位的优点。频繁跳槽并非恰当之举，会给用人单位强烈的不稳定感。即便应聘者能力很强，企业也会担心对方的忠诚度而不敢聘用。

西安加入人才红利争夺战

在元旦前的一场招聘会上，从事电子商务开发管理的曾耀辉离职苏州原单位，在西安落定自己的新工作。让曾辉改变主意，回到陕西老家发展的原因很多，求职状况、父母意愿、房价水平、城市前景等都在左右着他在一个城市的去留，而最终让他决定留下的因素之一，是西安计划在5年内引进和培育百万人才的人才新政，和密集释放的一系列人才红利举措。

有专家指出，中国城市的竞争，关键是人才的竞争。随着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建设，“一带一路”核心区等规划的进一步推进，特别是京东、阿里、海航、华侨城、华为、传化、新松等众多大公司在西安落地项目，产业集聚效应将逐步显现，人才将成为大西安极紧缺的资源。

2017年我国大学毕业生人数达到795万，长沙、成都、南京、杭州、郑州等诸多二线城市提前向大学生伸出橄榄枝，为招纳人才使出浑身解数，所推出的福利政策个个具有诱惑力，都希望招揽更多的人才“到碗里来”。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樊秀峰认为，我国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依赖的是廉价劳动力，也就是第一次人口红利。目前，我国更多转向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大中专以上的人才占比越高，享有的人口红利肯定会越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目前各个城市争夺的，其实是第二波人口红利。”

去年3月，西安市推出的“史上最宽松”户籍新政，被誉为加入“抢人”阵营的“信号弹”，相继出台的“西安人才新政23条”、人才安居办法、《关于进一步鼓励吸引高校毕业生在西安就业创业的意见》等一系列引进人才的政策措施，被外界解读为史上最密集的“人才招募令”。

从去年3月1日到11月30日，9个月的时间，西安市共迁入18.6万人，同比增长408.9%.其中学历落户人数近10万，占户籍新政落户总人数的80.64%.

“西安即将对人才出现爆发性渴望的行业有文化、体育娱乐、汽车、制造业、房地产等。”智联招聘西安分公司事业部高级经理张娟女士表示，从去年冬季开始，西安的高端人才呈现出了净回流态势，“燕子归巢了”。

来源：陕西传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