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性文化有什么——倪润峰，成也狼性，败也狼性。

论及倪润峰的失意，专家教授们惋惜最多的还是他未能如愿的“两化”：多元化和民营化，这未免有些简单。

如果民营化和多元化真能让倪润峰改写长虹的历史，那么与他一同迈进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春兰集团陶建幸又作何解释？陶建幸在他赖以起家的空调主业还处于销售巅峰的阶段时就早早开启了多元化，先后涉足摩托车、重型卡车、高能电池、集成电路产业，产品包括洗衣机、除湿机、摩托车、发动机、汽车、电动车、空调压缩机、冰箱压缩机、半导体、集成电路、高能动力、镍氢电池数十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春兰摩托车曾经还发展势头强劲。陶建幸至今仍以绝对权威加精神领袖的身份掌控着春兰，但业绩并不如人意。

因而，我们更愿意把倪润峰的失意归咎于他过犹不及的狼性。

景阳岗上的老虎，当它偶而在山上吃一两个打柴的樵夫或旅客时，只是让山下的百姓感到一种谈虎色变的虎威，人类如果按“三碗不过岗”的规矩办，即可与老虎相安无事，和平共处；但当老虎主动地跑下山来，肆无忌惮地伤害人畜时，山下的老百姓就会感到朝不保夕，就会想方设法地猎杀而后安。老虎过界老虎死，狼过界狼死，狼性的人过界人也要“死”，概莫能外，隔行不隔理。

当倪润峰以狼性面对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计划经济藩篱、僵死的价格管理体制、国外强手的蚕食、外部市场的竞争时，他把狼性用对了地方，他是一条龙，飞龙在天；但当倪润峰以狼性面对所有的国内同行、面对企业员工、面对地方政府时，他就把狼性用过了头，他变成了一条蛇，到处磕磕碰碰，到处横眉冷对。

国内的同行们会联合起来抵制他，他过低的价格已经危及到行业的生态，他野心太大，用老对手李东生的话来说就是：“居高临下，霸气十足，总想清理门户。”他不让我们所有人活，我们只好抱起团来反击他，没办法，逼上梁山。

公司内的员工虽然不敢联合起来反抗他的强权，但可以阳奉阴违，消极怠工。他做事励精图治、雷厉风行，但绝对不讨人喜欢。长虹公司内部流传着两句截然不同的话：“长虹没有倪润峰不行”、“倪润峰当家让人受不了”。他绝对属于权威型领导，喜欢一言九鼎地发号施令，部属们无论理解与否都得坚决执行。他自然不擅长企业分权与授权，事无巨细，事必躬亲。

不同于同行们的抵制、部属们的消极，这两者对强人倪润峰来说还只是外伤，轻伤。地方政府的不满则不然，会带给他非常严重的后果，会想方设法地用那只看得见的手让他明白，谁才是真正的老板，谁才能真正说了算，是硬伤、致命伤。

我们专门查阅了一下代表地方政府一方的时任中共绵阳市委书记黄学玖的个人简历。倪润峰与黄学玖两人存在着许多年的工作交集，倪润峰1985年5月开始执掌长虹，黄学玖则从1985年2月到1991年11月任国营长虹机器厂副厂长、高级经济师。据媒体报道，为人直率，有勇有谋的黄学玖在长虹时虽然时常跟大权独揽的倪润峰争吵，但担任绵阳市分管工业的副市长后，却非常支持倪润峰的工作。

这样的描述应该符合实际。因为我们看到，1991年11月到1998年4月的六、七年，既是倪润峰领导下的长虹步步为营地坐上中国彩电行业的头把交椅的大跃进年代，也是黄学玖步步高地由副市长、到常务副市长、到市委副书记、到市长的黄金岁月。这期间的倪、黄二人从人之常情上讲，有着并肩打天下的共同追求。

黄学玖需要倪润峰为他的步步高升提供强有力的政绩支持，倪润峰也每每没有让黄学玖失望，每年的成绩单都非常地亮眼；倪润峰的中国梦、世界五百强梦需要黄学玖的政府帮助，黄学玖也不惜砸锅卖铁，全力以赴。比如，长虹要发展，绵阳市立即拿出开发区最好的土地80万平方米。新区建成，2公里路不通。市里立即出钱，3个月很快完工，并且马上开通了公共汽车。又如，90年代中期，长虹受铁路运输的制约，大量的彩电产品运不出去，绵阳市政府甚至应长虹请求，专门投入几千万改造火车站，完全是为长虹做的。

绵阳市政府对长虹的帮助不只是硬件，还有软件。长虹的报告直接递交市长，长虹打电话来商议某事，常常是市委、市府领导去长虹，而不是长虹的老总到市里来。长虹厂庆就是绵阳的节日，由秘书长挂帅，专门成立接待班子，交警见了，必须敬礼，一路绿灯，如有来宾因为不熟悉情况而违反交通规则，一般不予处罚，以此来保证厂家和来宾满意。

这种存在于长虹与绵阳，企业和政府间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祸福相依，荣辱与共，犹如上世纪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前的韩国政商关系一样，在双方地位相称、各自都有所得的时空框架内自有其经济合理性，能最大限度地加快企业的发展速度，降低企业的发展成本。

但一切在变，好景不长，等到1997年，当倪润峰进身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原来相对平稳的双边关系就会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

在这之前，绵阳市的领导往长虹跑可以看成是下基层，领导现场办公，为企业排忧解难。现在不同了，倪润峰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虽然是个没有实权的名号，但理论上，他的党内地位高于绵阳市委书记，更不要说下面的市长、副市长了。双方见了面怎么称呼？怎么排座次？把倪润峰排在尊位，市领导们嘴上不说，心里头会不会想：“你老倪再大也是长虹的厂长，市政府是长虹的大股东，我们是老板，你是在为政府打工。” 把市领导们排在尊位，倪润峰心里也可能要想：“我现在大小也是个中央领导了，你们不能这样不拿我当干部。”

有人说，这些问题好办，模糊处理，不分尊卑，学外国人，一律坐圆桌，不就行了？“不行，过去你老倪比我们小，我们可以不在乎，现在你名义上比我们大，我们可不能丢了尊严。”

这些名牌、座次之类的礼仪细节在历来非常讲究身份等级、形式、面子的中国官场千万不能有一点闪失，要不，脑袋掉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因此，倪润峰能否放低姿态、小下身子、妥善处理好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就成为长虹构建一个宽松和谐的发展环境的命门。

很不幸，规模经济学上成绩优秀的倪润峰在社会关系学上的成绩却不及格。一位匿名的当地知情人士如是说。“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有些膨胀，把企业看成了自己的孩子。在海内外知名后，在为当地做出较大贡献之后，他们有意或无意地会低估甚至无视地方政府，有时甚至会以更高一级的政府或领导要挟地方政府。这样的行事风格，一时还能够获得谅解，坚持则肯定会酿祸。”

对外强悍，对地方政府也强悍的倪润峰如果一直有良好的企业经营业绩做支撑，还有被勉强包容的可能。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所以，在媒体眼中圆滑、乖巧不足，独断、固执有余的倪润峰在不可避免地出现业绩下滑之日，不可避免地被地方政府命令下课终究是他不可避免的宿命。

人们就此能责怪于倪润峰超强的狼性吗？不能，个性无好坏，关键看能不能为自己的个性寻找到一个适宜的环境。十大元帅，十种个性，有急有缓，有刚有柔，但他们在特定的人文环境里不都成了元帅？没有倪润峰的超强狼性，长虹也许都不会在中国彩电行业冒出一个气泡。问题不在倪润峰的超强狼性，而在我们的文化和时代为何没有给倪润峰的超强狼性提供一个有效的制衡机制？

这是问题的根本，这是民营化、多元化的长虹的须臾不可或缺。

倪润峰走了，长虹醒了没有，还是似醒非醒，半醒，醒了以后有没有接着睡已无关我们的宏旨，还是留待读者朋友们自己评说（本案例采用的许多事实和数据都来源于“那些曾经的风云人物——倪润峰”一文，作者不详，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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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伯平（管理咨询专业，擅长领域：企业文化、战略规划、组织设计、人力资源，zbp079@163.com ）

赵伯平的四本管理“鸣”著：

最早发现《中国企业的病根子》（已出版）；

于是提出《三阶梯管理》（已出版）；

然后主张《以权威破除权威》（已出版）；

进而呼吁《从狼性文化到磁性文化》（已完稿，待出版，有意向的出版机构请邮件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