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摩相法》中提到相主神，神有七。藏不晦　藏者不露也，晦者无神也；安不愚　安者不动摇也，愚者不变通也；发不露　发者发扬也，露者，轻佻也；清不枯　清者神逼也，枯者清而死；和不弱　和者可亲，弱者可狎；怒不争　怒者正气也，争者戾气也；刚不孤　刚者可敬也，孤者可恶也。

　　这里的神，不是人们常说的“精神”，而是一个人内在的精神状态，是由人的意志、个性、学识、修养、气质、体能、风度、神态和社会阅历等构成的一种综合体，往往通过一个人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行为动作，特别是被称为“心灵的窗户”的眼睛表现出来。

　　人逢喜事精神爽，但这里所论的“神”，不会因人一时的喜怒哀乐而发生大的变化。貌有美丑，肤色有黑白，但这些都不会影响“神”的外观，换句话说，“神”有一种穿透力，能透过人外貌的干扰而表现出来。比如人们常说“某某有艺术家的气质”，这种气质，不会因他的发型、衣着等外貌的改变而完全消失。气质，是“神”的构成之一。

　　“神”并不能脱离具体的物质而空空地存在，它肯定有所依附。这就是说“神”为“形”之表，“形”为“神”之依，“神”是蕴涵在“形”之中的。“形”是“神”存在的基础，与“神”的外在表现紧密相关。如果“神”是光，“形”就是太阳和月亮，日月之光放射出来普照万物，但光又是深藏在日月之中的东西，它放射出来就是光。这就说明：“神”藏于“形”之中，放射出来能为人所见，如光一样；“形”是“神”的藏身之处，但又与“神”有着千丝万缕、分割不开的物弦关系，“神”必须通过“形”来表现。这种复杂的关系，说明日常观人时，既要由“神”观“形”，又要由“形”观“神”，二者相反相成、相辅相依，不能完全割离开来、单独地看。

　　神相除了观察最重要的眼神外，还应观察言谈举止、处世态度等。一个人如果言谈举止从容淡定，处世积极，处变不惊，则便是上佳的神相。而一个人如果唯唯诺诺，神态委靡，喜怒无常，易慌易惧，则为低劣的神相。 神相在相术中是非常重要的，相术界认为，决定一个人命运的不是相貌，而是精神气质。相貌毕竟天生成分多，而精神气质则主要是后天形成的，因此，人可以没有优质的面相和形相，但不可以没有优质的神相。

　　曾国藩评鉴江忠源

　　江忠源，字常孺，号岷樵，湖南新宁人。他本是读书人，后成为湘军中很有代表性的文人勇将。1848年，江忠源开始办团练，比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金田起义还早三年，而曾国藩也是1853年才开始办团练的。江忠源办团练，是为镇压新宁县的青莲教起义。青莲教首领雷再浩率众起事，江忠源率乡里团练，一役即将雷再浩剿灭。由此江忠源授七品知县，往浙江任职。

　　江忠源本在湖南偏僻山中读书，因参加科举考试到了北京，以同乡晚辈的身份去拜见曾国藩。见面后，两人谈得很投机，曾国藩也赏识江忠源的才华。江忠源告辞时，曾国藩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离去，直到他走出门外。

　　曾国藩对左右人说：“这个人将来会立名天下，可惜会悲壮尽节而死。”

　　太平军在广西起义后，1852年，江忠源带兵进驻广西，奔赴广西副都统乌兰泰帐下，准备狙击节节胜利的太平军。曾国藩知道后，从北京给江忠源写信，坚决反对他投笔从戎，认为他投笔从戎“则非所宜”。他还动员朋友劝阻江忠源，认为“团练防守”即为文人本分，他率兵去广西，就是“大节已亏”。曾国藩为什么要坚决反对江忠源投笔从戎，旁人以为是他“爱人以德”，不愿文员夺武，但是否与他认为江忠源“会悲壮尽节而死”有关呢？可惜曾国藩未在书信、日记中提及此事。

　　江忠源与太平军的第一次作战就大获成功。他率军在广西蓑衣渡设伏，重创太平军，太平军早期领袖南王冯云山即牺牲于此役。江忠源因此以善带兵而名闻朝廷。随即，江忠源乘胜追击，连战连捷，声名显赫，终由七品知县迅速升迁至安徽巡抚。1854年，太平天国勇将、翼王石达开率兵迎战曾国藩湘军。江忠源防守庐州，被太平军围困，城破，江忠源苦战力竭后，溺水而死。

　　曾国藩是根据什么来判断江忠源会“立名天下，当悲壮尽节而死”，现在已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注视良久，肯定与察神有关，“文人先观神骨”意义非常。

　　任何一位领导人，在考察人物方面都有其独特的禀赋。不如此，不足以成就大事。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领导人必须会鉴别人才，然后才能组建强有力的核心首脑集团，带领社团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神有余的人一身正气，静如处子，动如脱兔，有干大事、做大官的风范，他们一生运势极佳，前途一片光明，生活富贵，也容易受到众人的尊敬和仰慕。而且，这样的人一般身体都比较健康，能长寿。可以说，神有余是神相中的最优之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