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最震撼的时代，最激扬的文字

这是一部雄浑，厚重，沉郁的书，这是一部轻松，热血，青春的书，这是一部怎么形容也不为过的书，因为它叙述的内容包含了太多的故事，因为它描绘的时代呈现了太多的元素，因为它的内容与时代为我们提供了无限的未知与可能。这仅仅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现代人，站在21世纪的潮头，回首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历史，历经十六载的案头跋涉，用尽500余万字的笔墨，为同代人勾勒出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大秦帝国。【大秦帝国】既出，再没有任何一部历史小说能够达到它的高度。因为无论汉晋唐元宋明清，所述所写，皆是一朝一代的故事，只有天下大争，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才能提供给作者驰骋驾驭的广阔舞台与跌宕胸襟的澎湃激情，也只有那么遥远而又引人入胜的时代，才能将历史的真实性与小说的想象力完美的结合，塑造出一个个有血有肉慷慨激昂的历史人物，开辟出一片片真实与虚构交相辉映的历史的天空，交织出一部部帝王将相辟野开疆盘整华夏的英雄史诗。在最震撼的时代，以最激扬的文字，写出最精彩绝伦的历史小说，孙浩晖完成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让我们忘记了汉唐盛世下的专制，忘记了康乾盛世下的危机，和作者一起沉醉于最开放，最包容，最开明，最无情，最铁血的战国时代，一起品味【大秦帝国】带来的震撼。

一卷卷读过，商鞅变法、张仪苏秦合纵连横、四君子风流倜傥，始皇帝一统天下， 原本只是破碎的历史知识在书卷里串联了、丰满了，千百年前的血泪仍足以让今人盈眶热泪。一部强秦史，让今古男儿心向往之，那是一个能者有为，智者有言、勇者驾战马奔嘶的年代，感叹有为者亦若是。

作者笔力苍劲、描绘细腻，为我们刻画了战国时期，大秦的逐步崛起与骤然消亡。我的心也随着书中的情节跌宕起伏：为“赳赳老秦，共赴国难”的铮铮誓词而热血澎湃；为商鞅大义凌然的慷慨赴死而心怀敬意；为苏秦张仪在合纵连横中的你来我往而心驰神往；为长平大战杀降四十万而惊诧错愕；也为白起自裁而扼腕痛惜；为嬴政统一六国而振奋鼓舞；……但是，世间最残忍的事情，莫过于看到美好的东西在你眼前毁灭，就像一个价值连城的瓷瓶在你面前摔下、粉碎！读到第十卷，却不忍再读了，在这卷，热血激奋的秦王已经一统天下，赵高不是奸佞，而是情义坚决的忠仆；李斯是不仅法家大出的佐世能臣，更是布衣致仕的千古表率，我偏颇的历史认知在此斧正、重塑了，然而，我却清楚的记得“焚书坑儒”、“指鹿为马”、“矫立二世”的亙久骂名，于是我不忍心读下去，因为此刻我心中的大秦帝国如同乌托邦一般，完美而雄伟，在剩下不到一卷半的记载里，我明白接下来是一连串的失序、崩坏，我仿佛成为那个时代的先知，预知到后来的劫难，却自知无力挽回。于是我停止阅读，如同施了暂停时间的魔术一般，让我心中的大秦留在最美好的时候。

二、它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副战国风情图画卷

浩瀚历史长册《大秦帝国》共有6部11卷，共计约500余万字，分别是《黑色裂变》（上下）、《国命纵横》（上下）、《金戈铁马》（上下）、《阳谋春秋》（上下）、《铁血文明》（上下）、《帝国烽烟》。

《大秦帝国》讲述了从秦孝公商鞅变法开始，直到秦二世乱政亡国的一百五十余年间，秦国由弱变强，统一中国，又迅速灭亡的故事。王朝的更替、历史的兴衰，一直是文学作品偏爱的题材。但与之前同样描写帝国王朝的大部头不同，《大秦帝国》给人一种岩石般的坚实感。先秦时代是遥远而陌生的。与之后的汉唐盛世相比，更是根本不值一提。回想学过的那个时期的文章，如《扁鹊见蔡桓公》，一种离奇的滑稽气息从纸面油然而生。但在作者笔下，春秋战国秦帝国时代已然成为一座中华文明的巨峰，巍巍然矗立在历史的群山之巅。那独特的时代精神，穿过浓重的迷雾，直抵我们的心灵。

秦帝国崛起于铁血竞争的群雄列强之际，建立了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铁器文明。但她只有十五年生命，像流星一闪，轰鸣而逝。这巨大的历史落差与戏剧性的帝国命运中，隐藏了难以计数的神奇故事以及伟人名士的悲欢离合。他们以或纤细、或壮美、或正气、或邪恶、或英雄、或平庸的个人命运奏成了这部历史交响乐。帝国所编织的社会文明框架及其所凝聚的文化传统，今天仍然规范着我们的生活，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巨大精神支柱。

秦帝国崛起于铁血竞争的群雄列强之林，包容裹挟了那个时代的刚健质朴、创新求实精神。她崇尚法制、彻底变革、努力建设、统一政令，历一百六十余年六代领袖坚定不移地努力追求，才完成了一场最伟大的帝国革命，建立起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铁器文明时代，使中国农业文明完成了伟大的历史转型。

在这部堪称鸿篇巨制的艺术佳构中，作家力图艺术地再现，在礼崩乐坏，群雄逐鹿的战国末年，面临亡国之祸的秦国于列强环伺之下，从秦孝公开始，筚路蓝缕，变法图强，经过几代君臣的不懈努力，最终扫六合而一统天下的艰辛悲壮历程。

这套书最赞之处就是即有情节曲折奇诡，又有要言大义精彩纷呈，民俗世风政权要害哲理思辨涉猎极广，洋洋洒洒，呈现的不仅是一部秦国兴衰史，更是一部战国风情图卷，随着它如画卷铺开，一路曲折辗转，细致利落，大局之下不乏细部，该雕琢之处层层条缕刻画入微，该泼墨处大笔挥洒敦清局势，前因后果，情势要害，交代得非常到位。随它起伏，昔日各国的荣光与衰退，戡乱与激赏，皆历历在目。而最重要的一点，它道出了风骨。所谓风骨，如今已经很少很少见，是我以为不曾存在于我们历史间的品质，是一种热血，一种信念，一种深植在精神和行径的准则，即使现在我隔了数千年往前看，无数尘埃之间，那种直击人心的力量依然清越激烈，长空裂帛，未曾消弱。字里行间它挟着战国风云的山崩之声，携风带雨的来，作者也必然是深为理解感喟的，否则无法这样能挠在痒处。

读这书的时间，都非常快乐也非常感怀，这是这部书的魅力，也是我对那个时代的缺失。无数次看的唏嘘又嘘嘘……秦国好似一座大厦，花了这么多代人的心血，才终于伟业已成，巍巍挺立，然而顷刻间说塌陷便塌陷，一切灰飞烟灭，完成之时已接近终结，即便如此，依然求一个不负我心，历史的奥义深远，一次又一次重现。

三、秦文明，中国原生态文明之光

公元前221年，中华大地上矗立起了史上第一封建专制帝国——秦帝国，倏忽15年如白驹过隙，庞大帝国以与它的历史极其不相称的短暂时间轰然倒塌于汪洋的农民起义浪潮之中，然而，它所创造和代表的秦文明与秦人精神，却绵远流长的影响着后世。当中国人被外国人称之为“汉人”或者“唐人”之时，我们需要自豪的告诉他们，汉人唐人，宁非秦人？“汉人”代表着中华文明的兴盛与西传，“唐人”代表着中华文明的繁荣与远播，而“秦人”则代表着中华文明的根基——这根基生长于西北关中的艰苦生存环境，扎根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代，淬火于统一天下的残酷战争，形成于盘整华夏专制天下的千秋伟业——从而成为不朽的中华文明的精神与文化支柱。在华丽壮美的汉唐盛世到来之前，中国原生态文明在西北关中的广阔地域生根发芽，粗糙中带着坚忍不拔，质朴中带着雄浑壮阔，虽无三晋之中原富饶，无东齐之文化滥觞，无南楚之幅员辽阔，无北燕之天子血统，但正是这坚忍不拔，这雄浑壮阔，让秦国担负起创造继承发扬中国原生态文明的重任。秦人有着春秋战国风云纵横的时代所造就的铁血大争，创新求变，自强不屈，砥砺奋进，包容天下的精神，他们海纳百川，任用能臣，变法图强，恪守法制，尚武任勇，体现了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所造就的中华民族强势生存与发展精神，这可是中华民族其后绵延两千年生生不息从未断绝的决定性精神因素。中国原生文明的永恒光焰，始于秦文明无穷的生命力与创造力。

读《大秦帝国》，迎面扑来的先是一股民族精神！它给我们塑造了一个坚韧的秦，这与中国不断在废墟上建立又不断毁灭然后又不断崛起的似死不灭的历史不谋而合，而这，恰就是中国民族精神的中心点。我们与西方的不同，在于他们建立的帝国最终分崩离析，今之罗马非昔之罗马，所以他们看不懂我们这个由无数民族组成却始终屹立在东方最后统称中华民族的国家，因此他们单纯并且固执地认为，这是强权压制了人性，却不知这是民族精神的怪力论。

民族精神是群体的思想延续，在中华历史的演变中，最终融合成我们能看见的那些儒道释法墨等哲学思想或者散落的民俗文化，以及看不见却遗传在骨子里的一些勇气或处事方法。然而，也是在历史的流转中，我们也失去了或者遗忘了许多。作者孙皓辉在开篇前言里写到：“虽然我们没有忘记秦帝国，但却也淡漠了那个时代的勇气与创造力。”回想历史的悠远，我们的确淡忘了那些曾经存在的精神，这便是民族精神衰退的表现。更令人羞愧的，不是我们从未拥有过，是我们曾经因重视它而获得生命力的东西现在弃之如敝屣，而后的故事里，再不见人传吟。

在看《大秦帝国》的时候，内心都会升起这样的感觉：我们的血性去哪里了？在几千年的中庸下磨灭了吗？说真的，这个问题很难探讨。民族的血性要在骨子里延续很难，毕竟社会的发展会给你造就许多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也许便磨灭的血性。然而，除了血性，仿佛我们的民族文化也在磨灭。随着老秦人的散去，嬴氏子孙的残酷被害，秦国时期的整个精神似乎都已散去，看看如今官场的种种，执政者的种种，确实让人不由怀疑前后是否是一个民族。

我很感动《大秦帝国》里那句：“赳赳老秦，共赴国难，复我河山，血不流干，死不休战”。鲜血蓬勃。这便是了，久违的血性，民族的血性，不是简单的为了情爱为了意气的争斗，是为国，是为民，是为你心中的义。很多人看南京大屠杀时曾经感叹过，为什么先民们能一群一群被人屠戮而丝毫没有反抗之意？后来，我才明白可能是因为思想奴化磨灭了反抗的意识。

精神，是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他能激励你的内心。

民族的精神，是国家的脊梁，更多的人苏醒，民族才有希望。

四、春秋战国，一个真正精彩的令人目不暇接的时代

如果有机会回到过去，你愿意回到哪个时代呢？以前会脱口而出：唐朝，繁华的唐朝。而读过《大秦帝国》之后，我不得不承认，最让我向往的是书中描写的那个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兼收并蓄、百花齐放、言论自由的春秋战国。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百家争鸣的时代，这是礼崩乐坏的时代；这是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时代，这是群星闪耀的时代。这是大争一统，分久必合的时代。法家、墨家、儒家、纵横家、阴阳家、道家……一个个色彩鲜明的学派相继登场，各抒己见，究竟是学术争鸣造就了乱世争雄，还是诸侯纷争激发了各种学说，或许是鸡和蛋的关系，总之，在接下来的两千年中，再没有一个朝代有如此蓬勃的生命力，再没有一个时代有如此之大的包容性。也就是在战国时代能够出现那诸子百家的历史奇观，那不仅仅是璀璨中华历史上的一个奇观，甚至应该是世界历史上面的一个巨大奇观，诸子百家，百家争鸣。战国史上面的君王性格、谋士性格、武士性格、商贾性格、隐士性格甚至到一些平民性格都在《大秦帝国》中得到了的刻画。

在这个时代，君王礼贤下士，从谏如流不是一种美德，而是一种义务。因为天下纷争，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所以这个时代，迸发出了中国历史上最灿烂的人性思想光辉，即使一介布衣，也可以在国君面前口若悬河，直抒己见。是以这是一个虽然有奴隶，但是却没有奴才的时代。与后世不同，各国对各家思想的接纳程度，是基于各家在富国强兵上的效果，而不是基于奴化思想的效果。是以当时人才辈，出各显神通，法家商鞅，申不害可执掌一国变法图强；兵家吴起，孙膑，白起可帅数万之众席卷天下；策士苏秦，张仪，鲁仲连可纵横列国；医家扁鹊悬壶济世，水家李冰，郑国制服天下水患；墨家非攻院，持利刃取天下暴君酷吏首级。唯有被后世君王推崇用来“稳定大局”的儒家，偏偏如丧家之犬，居无定所，天下纷争，用儒家治国，只能步鲁国后尘，自取灭亡而已。

这个时代又是充满自由精神的。百家争鸣，各显其能。这一点在对洞香春的描绘中体现得尤其突出。饮酒交友，弈棋作诗，辩论国是，尽显谋略。他们的爱好是高雅的，他们风流倜傥，他们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鲜明，他们不顾私利，眼观天下。他们有雄心壮志，他们不畏艰险，敢做敢拼。他们心中存有高尚，故能对世俗的诱惑毫不心动；他们理想远大，故能不顾生死。与他们相比，世人是如此地卑微，我们所顾及的不过是个人生计的蝇头小利。而不是邦国大事，民族大义。我们不思为国家为民族做贡献，妄自为时代的精英。

这是一个血与火交织的大争之世，于是名将辈出，大才如云，英主迭起。它让人心潮澎湃，给了你一种冲动，为了国家正义、为了理想与事业去建功立业的冲动。或纵横捭阖与邦交战场，或在庙堂之上直呈治国长策，或运筹帷幄决胜战场。这个时代给人以英雄的幻想，生命可以如此地辉煌灿烂，与气节品质、民族大义相比，生命又是如此地不值一提。这是一个用有限的血肉生命创造无限不朽的时代。这样的战国，这样的朝代，总是让我血脉喷张、不能自已。

这是一个不忍回想的时代。连年的战乱，穷困潦倒的百姓，昏君奸臣数不胜数。为了平衡庙堂，变法功臣惨遭分尸酷刑；为了国家利益，几十万战俘被生生活埋。宫廷之变有之，苛政乱政有之，昏令庸令有之。当然乱世也充满黑暗、阴谋，它也同样让邪恶的人性更加邪恶。但同样那些光辉更加闪耀，让高尚更加高尚，让无私更加无私。这些品质流淌在我们民族的血液里，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它一直在中国士大夫阶层中传承，使得中华民族数千年巍然屹立。

这是一个令人追寻的时代。追寻“凡有血气，皆有争心”的时代性格，追寻“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时代风貌。孝公商君千古难寻的君臣一心令人鼓舞，苏秦张仪等纵横家天下己任的壮心让人肃然，司马错白起等兵家的奇谋妙战令人拍案，李冰郑国等计然家的浩浩工程让人感叹，李斯尉缭等帝国开拓者盘整中华文明的气度让人神往……还有，齐国稷下学宫里的纷纷嚷嚷，荀子墨子门下的赫赫高名，吕氏春秋的化秦智慧……物质文明还属蛮荒的时代，民主尚在萌芽，但民众的双脚却能自由地投票。秦国的日渐强盛便是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古老注脚。

五、秦政秦风，唯才是用

巍巍秦关，莽莽秦川。苍苍明月，迢迢关山。同耕同战，浴血何年。锐士铁衣，女儿桑田。谁谓明月，照我无眠。天地同光，念日月之共圆。

秦国这个地处西北，文化和经济相对落后，被中原诸侯称为戎狄的边陲诸侯，却一跃而起，最终统一了六国。根源在哪里？在于“大争之世”求变图存的毅力，在于“赳赳老秦，共赴国难，血不流干，死不休战”的精神根基。

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进行了彻底的变法“废田井，开阡陌，除隶农，赏耕战，刑无等级，不赦不宥”，使秦国率先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换，极大的调动了下层人民的劳动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至此国力逐年上升，走上了崛起之路。虽然有无数人指责秦政是暴政、秦国是虎狼之师，但是我们应该处于当时的时代背景考虑，秦法无疑具有时代的先进性。法家在大秦里面出尽风头，而后世独尊的儒术被摒弃在一旁！诸子百家都对法家刮目相看，就是因为商君。因为秦国近200年坚持法治，而在战国中最后脱颖而出，六国拍马难及！而最后秦始皇就是严格的执行了法治才一天下。

“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方针策略，是秦国在人才战争完胜山东六国，为秦的统一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河有中流兮天有砥柱！我有英才兮堪居四方！秦虽然本国人才不多，但对于招揽山东人才却不遗余力。不问出身门第，但凡有真才实学一律委以重任，绝不惜官吝爵。自秦孝公开始，秦国唯才是用，是故商鞅法家、张仪纵横家、蔡泽计然家、吕不韦杂家、尉缭兵家都能在秦国成就一番大业。秦国用人之道不在于学派出身，有才利国则用之。而六国对人才却是敬之而不用之，徒取“敬贤”的虚名罢了。譬如当时的战国四大公子门客动辄就是数千人，得势之时则人聚，失势之时则人散，究竟是“养贤”还是”养闲”？齐国大兴学宫论学，却不用士子治国，一切治国长策都只不过是纸上谈兵。秦非人杰地灵之地，历代的大才绝大部分都来自六国，若非秦国用人之务实，岂能吸引这些人才？相反六国人才济济，却置之而不顾。譬如魏惠王时期，先后放走商鞅，迫害孙膑，鞭笞张仪，无视乐毅。这些都可谓是治国之大才，每一个人之后都曾改变过战国的格局，魏惠王不用治国之实才，却只是礼待像孟子这种所谓的圣人。圣人的大道永远是摸不着边际的，讲了几千年的“大同”至今尚未实现。治国在于务实，所以孟子之道永远解不了魏惠王之困，也终导致魏国的衰败。秦国用人之务实还在于“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正因为孝公与商鞅的青山松柏之情，所以才会有商鞅的“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相反六国之才大多是怀才不遇，屈原忠心为国却始终不能得到大用； “廉颇老矣，一饭三遗矢”何其的荒诞，也终致使一代名将客死他乡；更为荒诞的是韩国派水工郑国去秦国大兴水利工程，其美名曰“疲秦计”，最终导致秦国的国力昌盛，为之后的灭六国提供了充足的财力支持；战国的最后一位战神李牧也因“叛国”的罪名被杀，用人之不信，自毁其长城，赵国最终也将自己送进了坟墓。

【大秦帝国】的每一部，都贯穿着两位主要的历史人物。既然以秦国为视角，那即使山东六国人才济济，也终是主角的陪衬，幸运或不幸的是，真实的历史恰恰也是如此。历史不允许有假如，假如只存在与YY之中。假如庞涓与孙膑齐心协力，假如魏国能留住吴起，公孙衍，张仪，商鞅，范睢等等等等名士猛将，那么是否有可能六国归魏呢？假如赵国不是自毁长城，而重用廉颇李牧，是否能抵抗秦国虎狼之师？假如齐国不是耽于现状，而是居安思危，联手六国抵抗秦军，那么秦国统一是否还会那么顺利？山东六国，从来不乏名臣良将，然而总是缺乏明君圣主；也并非没有团结一致过，纵使苏秦挂六国相印实行合纵，但君主们依然勾心斗角，蝇营于眼前利益，而没有一个能着眼于长远大局，却常常嫉贤妒能，使得人才西流汇入秦国，当然也有忠心故主之臣，但即使是屈原韩非，若非他们的身份是王公贵族，怕多半也会成为秦国幕宾。与六国相反的是，秦国的君王与大臣们，往往能够琴瑟相和，奏出高山流水，更耐人寻味的是双方一个是身为秦人的帝王，另一个则是来自六国的能臣。第一部【黑色裂变】的秦孝公，任用卫人商鞅，拔为左庶长，破天荒的开府为相，为秦国兴盛立不朽功勋；第二部【国命纵横】的秦惠王，憾舍弃韩人苏秦，惜未得齐人孙膑，终于揽得魏人张仪，成连横奇对，大破合纵；第三部【金戈铁马】中，秦国“好不容易”遇上一个不英明的秦武王，可死的也早，不仅没有打断秦国发展的历史，主少国疑之际还有不让须眉的宣太后主持大局，任用白起大败四大公子领衔的联军与燕赵精锐之师；更有秦昭王任魏人范睢为相，行“远交近攻”之策略，使秦国真正跻身超级大国行列；第四部【阳谋春秋】，秦庄襄王重用一代奇商卫人吕不韦，以铮铮阳谋，立不世之功业；第五部【铁血文明】的秦王嬴政，虽废“仲父”，然出求贤令，广纳六国才子，更以楚人李斯为相，奠定了大秦帝国的封建版图。战国大争之世，人才不以国家地域为险隘限制，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想山东六国，皆用自家贵族为相，排斥能人贤臣，几百年下来不知流失了多少人才，而秦国历代君主则广纳贤才，至始皇一代，朝中栋梁以丞相李斯为首大多六国之士，韩人郑国更是嬴政招贤纳才的范例。虽非一国君主，却能琴瑟相和，一是山东人才灼灼慧眼看透了六国朝政的腐败糜烂，看到了秦国的奋发图强，一是秦国君主的包容精神与统一天下的高瞻远瞩，整部【大秦帝国】，说到底体现的就是这两方面的内容。如此具有包容精神的秦国，想不灭六国也难。海纳百川，遑论天下？

用时下的一句话，战国缺的就不是人才。也只有这样，才一时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壮观战国。每个国家对人才的使用都不一样的，能够用人不疑，唯才是举的只有秦国。作者不惜大量篇幅的介绍各个国家对人才的态度。除了楚昭王一代明君，六国没有外臣能尽情发挥的，而秦国，几乎所有君王都秉持孝公招贤令所说尊官、分土的用人态度，凡六国人士来秦，一旦认定，以国委之！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秦国用了六国的人才，灭了六国！看看孝公后8个君王所用的开府丞相都是外国人，卫国的，魏国的，齐国，名将名相，几乎没有本地人。

且看大秦的功臣及其功绩：

商鞅——主导秦国变法，奇迹般的在短短二十年间，使秦国一跃成为战国第一强国。是秦帝国的奠基人。商鞅一生极心无二虑，秉公无妄斯，为后世楷模。

秦孝公——罕见的圣明君主，一路为商鞅变法保驾护航，是秦国由弱变强的转折点。 张仪——以一己之力挫败六国合纵，避免了秦国以一敌六的危险局面。

司马错——为秦国打下楚国房陵，攻下巴蜀两地，拓展的秦国的疆域，为秦国之后的统一之战打下基础。

魏冄——在秦昭王对外频繁战争的时期，扮演了萧何的角色，成为秦军后方坚实的保障。这段时期的对外战争也确立了秦国对六国的绝对优势。

白起——后世对白起的评价有两个字“战神”，白起平生大小七十余战，无一败绩。大破楚军，攻入郢都，迫使楚国迁都，楚国从此一蹶不振。伊阙之战又歼灭韩魏24万联军，彻底扫平秦军东进之路。长平一战一举歼灭赵军45万人，几十年中，六国闻白起胆寒。他从最低级的武官一直升到封武安君。长平之战共杀人四十五万，连同以前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攻楚于鄢决水灌城淹死数十万，攻魏于华阳斩首十三万，与赵将贾偃战沉卒二万，攻韩于陉城斩首五万，共一百余万，这是白起的一张极不完全的杀人账单。整个战国期间共战死两百万人，白起占二分之一。 范雎——为秦国制定了“远交近攻”的正确国策，并辅助秦昭王亲政。

李冰——治水名家。一生倾力于巴蜀的改造，是巴蜀之地成为富庶天赋，李冰的功绩影响至今。

吕不韦——不可思议的将远在赵国做人质的异人扶上王位，可以说没有吕不韦就没有秦始皇。他在秦国王位频繁更迭的危险时期稳住了秦国的局势，为日后秦始皇的统一大业奠定基础。

李斯——协助秦始皇平嫪毐叛乱，从吕不韦手中夺回王权。写出千古名篇《谏逐客书》，避免秦王嬴政犯下大错。主持间谍工作，离间六国君臣，让六国彻底丧失抵抗能力。为秦始皇制定灭国顺序，助秦始皇一统大业。参与制定了法律，统一车轨、文字、度量衡制度。

王翦王贲父子——王翦是仅次于白起的军事家，王翦王贲父子是秦始皇统一时期的两把利剑，六国除韩国外，其他五国皆为王氏父子所灭。

蒙恬——统领30万秦军北击匈奴，在黄河之滨，以步兵为主的秦军与匈奴骑兵展开了一场生死之战。蒙恬率领的军队以锐不可当的破竹之势，击败匈奴各部大军，迫使匈奴望风而逃，远去大漠以北七百里。汉代贾谊评价当时匈奴的状态说：“不敢南下而牧马。

其他还有：蔡泽、尉缭、姚贾、顿弱，就连韩国王族韩非即使不能为秦所用，也奉献了一部《韩非子》。

六、强国无奇策，名士有节操

这本书包含了太多的元素：变法强国、连横合纵、军争大战、百家争鸣。然则，这本书又不是这些元素的简单堆砌，亦未就战论战，就事论事，而是对战国史有着自己宏大而深刻的理解。本书一举廓清战国史，”变法强国“款穿全书始终。 李俚吴起变法，魏国成中原霸主；商鞅孝公变法，一举将穷弱秦国富强；苏秦合纵，暗夜点灯，廓清天下大势，为六国争取变法时机；幽燕雷霆，变法强兵，几乎化齐入燕；赵国变法，变军为先，一时成山东六国之中流砥柱。

”强国之道无奇策，荒诞之谋不济邦“，这或许就是作者百万字浩浩长卷所最想表达的。纵观书中各国国运，变法者强，守旧者弱。军争的背后是国力之争，是法度之争。 名士节操，则是本书的另一亮点。

商鞅捍卫秦法，不惜代价，以身护法，纵死无悔；苏秦张仪谋国不碍私谊，屈原激情澎湃绝不妥协，白起拒领国君错命，韩非忠诚故国......，他们有着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并甘愿为此付出一切。纵然身死，亦在浩浩青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贯穿名士始终的就是商君的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的入士最高准则！基本上四部中的所有名士都在按照这个准则仰望商君一旦遇到难以抉择的事情，总是想起商君的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然后就是仰望，叹息！像张仪、李斯都是这样的，甚至老秦人也一样！（此节可作更进一步的补充）

强国无奇策，唯大道公行力拒荒诞之谋； 名士有节操，只秉持信念不避杀身之祸。

七、变法强国，铁面护法，大仁不仁，以身护法

小说以秦献公的死去作为开端，引出了本书的第一个关键人物，秦孝公嬴渠梁。如果说火焰的燎原需要最初的火种，那秦孝公无疑扮演了这一角色。他即位之初，秦国正面临内外交困的艰难局势。野蛮贫弱本已是顽强盘踞的痼疾，其他国家的全面敌对，一致仇视更是一把高悬于秦国不屈头颅之上的三尺利剑。六国卑秦，不与会盟，一个濒临崩溃的小国，生还是死，继续还是终结，这是作者抛出的的沉重问题。用手段和计谋解决当下的困难只是治标，究竟如何才能完成一个国家的标本兼治。

法！用法治国！！这是一个斩钉截铁不容置疑的答案。于是，在商鞅的霹雳手段之下，在秦孝公的绝对信任之上，秦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变法。变法过程中，有反对，有抵抗，有阴谋，有暗箭；有信念，有虔诚，有真情，有血性。作者用挥洒自如的笔墨，把原本隔了帘幕的历史故事演绎显得格外曲折起伏，回转跌宕。“法”的芽终于在秦国萌发了，可这一切，在大秦帝国的缔造过程里，仅仅是个引，也仅仅只是序幕。从人治走向法治的道路无比的坎坷崎岖，要改变一个落后国家的面貌并使之重生更是需要付出好几代人的努力。所幸，在历史的风起云涌当中，秦国人没有退缩，接下去的几代君王也没有改变初衷，在百家争鸣的大格局内，他们始终奉行法家之学，排除各方阻力，把秦国一步步推向了鼎盛的巅峰。而秦国的文明，那在剽悍坚毅的血性土壤上诞生的文明，也最终战胜了并统一了其他文明模式，绽放出无比绚烂的光芒。

纵览全书，剔除宫闱阴谋，政局斗争，情感发展，个人兴亡，我们不难发现作者的一个观点，那就是，“法”，是大秦帝国得以建造形成的最根本同时也是最大原因，文明的诞生源自于法治的兴起，而儒学则不符合战国之道。针对他的这一观点，我深感赞同。首先，从先秦历史来看，儒家之学本就是亡国之论。讲求仁义道德，礼让谦逊，大争之世，这种论调何能立国？其次，退一步说，儒学即便可用于安邦，也非用于开国。只有用“法”这一冷峻客观的利器，才能扫除乱世时因人治而产生的一系列失衡混乱，创建全新的国家运行平台，从而使国家达到一个更高的竞争起点。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依靠法治，而并非依靠人力。作者的这一理念，颇具现实意义。

两个人最该让后世去研究，一个商鞅，另一个就是韩非。韩非对商鞅或者商鞅一类人的归宿其实看得已经是非常清楚了，变法功臣若要明处千古，必定不得善终（见韩非《孤愤》）……商鞅如此、吕不韦如此（虽然立场貌似与商君对立）、李悝如此、申不害如此。。。能有如此判断，确实是够透彻，因为对于死人，贵族元老们、达官贵人们、掌权大臣们是再也没有办法去加以迫害和威胁了。但是商君更值得研究，相信他比韩非更清楚自己的归宿在哪里！否则他怎会坦然蹲进云阳国狱而无悲愤之感？否则他怎会在孝公懵后没有停下脚步好像还更加奋进？否则他怎么能如此确信赢驷会在云阳大狱见他最后一面？这一切他都清楚，所以他慨然赴刑、并给赢驷留下了最后一付灵丹妙药……赢驷哭了，给他的老师磕了三个响头，泪流满面。但商君从没停止过他的理想，从未想过要辜负孝公的一片赤诚。这个才是最难的，也是最珍贵的。

死不旋踵，说得轻松！死亡并不可怕，申不害不是跟韩王一起死在城头了么，苏秦临终不也跟张仪谈笑风生么，屈原不是抱着石头沉下去的么。。。可怕的是等待死亡的过程！从商鞅开始变法那天起，从他割下赢虔的鼻子开始，他就早已清楚若干年后等待他的将是什么，但他好像一点也不害怕，等待死去的过程也显得那么轻松和满足。

当今之世，但有一人有如此胆识如此谋略，焉知华夏民族不会真正的复兴？

八、商鞅之后最大的法家正宗《韩非子》

《大秦帝国》第五部《铁血文明》中对于韩国的灭亡，总结如下：“韩国之亡，亡于术治也。盖法家三治，势治、术治皆毒瘤也。依赖势治，必导致绝对君权专制，实同人治也。依赖术治，必导致阴谋丛生，实同内耗也。唯正宗法制行于秦国而大成，法治之为治国正道可见也。此千古兴亡之鉴戒，不可不察。秦韩同时变法，韩亡而秦兴，法治、术治之不可同日而语，得以明证也！”

此处所提，法家三治，即势、法、术三治之法家思想，为韩非提出。

韩非——韩国公子（约前281年-前233年），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和代表人物，后世称“韩子”或“韩非子”。据说韩非子口吃，不善言谈，但善于著述，其文章气势逼人，当时堪称大手笔。其虽师从荀卿，但思想观念却与荀卿大不相同，他没有承袭儒家的思想，却“喜刑名法术之学”（申不害主张君主当执术无刑，因循以督责臣下，其责深刻，所以申不害的理论称为“术”。商鞅的理论称为“法”。这两种理论统称“刑名”，所以称为“刑名法术之学”），“归本于黄老”（指韩非的理论与黄老之法相似，都不尚繁华，清简无为，君臣自正），继承并发展了法家思想，最终成为法家之集大成者。

当时韩国在战国七雄中是最弱小的国家，身为韩国公子，目睹韩国日趋衰弱，曾多次向韩王上书进谏，希望韩王安励精图治，变法图强，但韩王置若罔闻，始终未予采纳。这使他非常悲愤和失望。于是在“观往者得失之变”时探索变弱为强的道路，写成《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言的著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法治思想，抒发了忧愤孤直而不容于时的愤懑。后来这些著作经李斯之手而传于秦王，秦王政读了《孤愤》、《五蠹》之后，大加赞赏，发出“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叹，可谓推崇备至，仰慕已极。

《韩非子》搭建的新法家框架是：势治为根，法治为轴，术治为察。他说“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势者，胜众之资也” “势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并认为三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

三者当中，韩非更注重“势”。他认为帝王之所以为帝王，首先在于有势——“凡明主之治国，任其势”。而势又是实行法、术的前提条件，“主失势而臣得国”（《孤愤》）。他提出势分为“自然之势”与“所得而设之势”，即人为之势。自然之势指在客观的既成条件下掌权和对权力的运用，因此对君主而言，它不是主要的，它是继承事实；真正的势应该是人为之势，是指在可能条件下能动地运用权力。

现在我们说一下“法”，一般认为韩非“法”的思想主要是承继于商鞅。 首先说一下立法：

他认为：“古今异俗，新故异备”（《韩非子•五蠹》，“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韩非子•五蠹》）因此世异则事异，法随时迁。变法的内容上，一要实行严刑峻法，适当行驶仁义，前者为主后者为辅，过分仁慈对君主来说弊大于利。二须“不务德而务法” （《韩非子•显学》），只靠徳而不靠法是行不通的，是无法有效统治的。三要把法作为治国的最高标准，正所谓“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韩非子•问辩》）因此“礼”也必须合于法。四要靠制度不靠贤人，将治国的希望寄托于个人的才智是不妥当的。另外“法莫如一而固”（《韩非子•五蠹》）不能经常变动，并要宣传法律使民众知法从而守法。不过韩非认为立法权是君主的，提出“法自君出”（《韩非子•问辩》）的观点使法令成了君主个人的意志。

在具体立法的指导思想原则上，一是立法是为了防止坏人，“使庸主能止盗趾也”“使众人不相谩也”（《韩非子•守道》）。二是立法必须明确，否则会引起民众的争论，是谓“书约而弟子辩，法省而民诉简，是以圣人之书必著论，明主之法必详事。”《韩非子•八说》）。三是法不必求民众满意，他认为民众是愚蠢的，没有长远眼光，对于有可能影响民众的眼前利益或是民众感到不便的法令，君主立法要有主见，不必考虑民众的意见。四是法律必须具有可行性否则将成为一纸空文，而且应俗易懂，否则“民无从识之矣”（《韩非子•五蠹》）。五法不可有歧义，只能有一种解释，不然就失去了作为是非标准的作用，并且要将解释权归于专门的官吏。

其次说一下明法：

他认为法律已定，即应对其公开宣传和统一解释，以杜绝官吏舞文弄法和民众行为无准则的弊端，也能“明法以制大臣之威”，这一点极大的先进与叔向之类的不肯公布法令的守旧者，也区别与君主独操所谓的“术”，并专设负责解释法律的官吏。其观点可归结为“以吏为师，以法为教”（《韩非子•难三》）。他主张对民众要上法律常识课，不赞“不教而诛”。在我看来，他的观点是极为超前的。

再次说一下守法：

我国古代法律的特点主要讲刑法，而基本没有民法。他认为原则上法是君、臣、民都应该遵守的，但根据内容的不同，有些法是君主也要遵守的，有些法则是专门要臣下与民众遵守的。这一点不同与现代所说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它主要是为君主集权统治所服务的。在他看来三者的关系是，君是立法者，臣是执法者，民则是执法的对象，因此民众应当遵守一切法令。民众须按君主所定的法去思想，去行动。最后说一执法：

一是执法必须坚决，法律不能有弹性，该赏即赏，该罚即罚。二是执法必须公平，应做到“法不阿贵，绳不扰曲”（《韩非子•有度》），要“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饰邪》）。在法制上亲情不应高于国法。只可惜这些好东西被后世给遗弃了。四是禁令必须严厉，指出“言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韩非子•五蠹》）。五要保护和嘉奖执法严明的官吏，以树立典范，维护世风。

韩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思想就是“术”。法家的“术”的思想是在当时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建立封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的历史条件下诞生的，它是君主与贵族、大臣之间日益尖锐化的矛盾的产物。现只就“御臣术”来谈一下。

一要虚静以待令，无为而治国。英明的君主需要运用虚静的态度来审视一切事物，只有虚心，才能够得知实情的真相；只有静气，才能够洞悉事物的善恶。如果君主运用了无为虚静之法，群臣就摸不透君主的意图，从而形成恐惧心理，竭尽全力效忠于君主。

二要不显山露水，保持神秘感。所谓“明君之道”就是讲求君主如何将一切功劳纳为己有，而将罪责归咎于群臣，这样做就充分保持了君主的神秘性，言行举止让群臣不得揣摩，因此君主的形象也变得高深莫测。如果让神秘感始终留存在自己的手中，就能提升自己的震慑力，如此就达到了防奸、止奸的目的。

三要赏罚分明，控制有度。韩非子认为：人性好利和君主至上。因此君臣之间也是充满着利益的关系的，只有用爵禄做为诱饵才能鼓励群臣去做有利于君主的事。这正是鉴于人人自私自利，于是君主就可以运用赏罚来驾驭群臣。但要做到赏要厚，罚要重。

四要循名而责实、因任而授官。如此方有利于规范群臣百官的行为，有利于抑制他们的邪心杂念，有利于君主认清和掌握那些权臣、重臣的面目，而且要警惕他们利用被宠幸的优势来推荐他的同僚们。任用选拔人才必须经过实践检验，不能偏信一词。

五须明察臣下实现奸谋的途径。他认为在现实的利益社会里，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奸臣，因此君主必须掌握知奸术，在《内储说上七术》中提出了以下几种方法：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贵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所谓的众端参观是指君主从多个方面来考察臣子，看其各个方面是否相矛盾、相抵触，相互参验看其忠奸。所谓的必罚明威指的是对于犯错误的必须严惩，以此来树立君主的声威，达到以儆效尤的目的。所谓的信赏尽能是指君主对臣子的奖赏要兑现诺言，这样才能调动其主动性，尽心尽力地为君主服务。所谓的一听贵下是指君主需要考察其臣子的言行是否一致，并根据他所说的责令他切实地完成、兑现诺言。所谓的疑诏诡使是指用假诏书来考察他，看其是否忠诚。所谓挟知而问指的是君主运用所知的事情来考察其是否诚实，看其是否老实。所谓的倒言反事，是说君主故意装作是非颠倒、语无伦次，即做与实际相反的事情，说与实际相反的话语，以试探对方的反应和其是否有阴谋。另外，韩非子认为君主应该采取手段不断削弱群臣的势力，以达到除去奸臣的目的，而且对于奸臣必须采取严厉的措施，即“散其党，收其余，闭其闭，夺其辅，国乃无虎。”

最后要说的是无论其思想如何先进，其最终目的都是借“术”思想，配合着“法”与“势”的学说以促成君权绝对化与君主职位的终身制。他的人性恶而好利的观点最真实、最坦然地揭示了君臣之间的利益面纱，而其“御臣术”又把君主置于与其他一切人对立的境地。在韩非子那里，我国的君主专制已经被推向了巅峰，为此后的中国历代君王的“终极皇权”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源泉。不过我还是要提的是，他还是有不少的精粹需要我们继承的，尤其是其历史观是极其先进的。

九、汉武帝“独尊儒术”与秦始皇“焚书坑儒”

始皇三十四年，嬴政皇帝在咸阳大宴群臣。当时的博士仆射周青臣当众奉承秦始皇的功德，另外一位儒家博士淳于越斥责他“面谀”而“非忠臣”，并进一步提出了用儒家提倡的“法先王”的分封制代替业已施行数年的郡县制，他说：“ 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辅枝。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大臣们争执一番之后，丞相李斯明确表示反对，他对始皇帝说：“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

简言之，就是认为儒生之见迂阔至极，并且有惑乱民众的危害，因此请求将除开《秦记》以外的史书和非国家收藏的《诗》、《书》等儒家经典焚毁。并且对私下议论这些书籍，以古非今的人施以刑罚。

李斯大段陈词结束后，有三个字引起我的注意：制曰：“可。”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领导批示：同意。

我们知道皇帝的圣旨有两种，一曰“诏”，二曰“制”。前者是指必须执行的命令，意为“必须这样做”。而后者却有极大的弹性，表示“可以这样做”。也就是说，这道焚书令实际上是执行得相当松弛的。当时最有名的一位博士，孔子的九代玄孙孔鲋害怕惩罚而逃亡，始皇帝都只是一笑而过，并未追究。其时，还并没有难为儒生们。直到后来有调查表明，图谋复辟的两个方士卢生和侯生与孔家有联系时，始皇帝才终于对孔家发出通缉。并同时因此而让始皇痛下决心，要维护稳定，防止已灭六国的老世族利用儒家鼓噪“分封制”复辟，就要对儒家采取强硬手段。于是在咸阳坑杀了四百六十余人，并且罚其他涉案人员去修筑长城。这就是“坑儒”事件。

秦国历史上另外一次坑杀事件，是秦赵长平之战，秦军大将白起坑杀赵国俘虏四十余万，违反了战场上“降卒莫杀”的准则。同是历史惨案，四十余万比四百余人多出千倍，可是在中国历史上掀起极大波澜的却恰恰是后者。这是为什么呢？

我想到看过的连续剧《汉武大帝》，汉武帝以前，汉朝统治者遵循的治国方略是黄老之学，“无为而治”，“不尚贤，使民不争”。而汉武帝亲政后，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以后，儒家学说开始逐步成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延续了千年。而在这之前的春秋战国乃至秦朝时代，几乎没有儒家士子受到君王重用。我们可以想见，当儒家终于“翻身做主人”之后，开始对以往的所有反对派算总账。对于那次让他们痛彻心扉的“焚书坑儒”事件，他们更是不遗余力地进行夸张放大，最后上升到了秦始皇践踏华夏文明这样一个高度，经过几千年来儒家的宣传与染色，秦始皇终于成了所谓的“暴君”。

秦始皇究竟是不是暴君呢。秦国自秦孝公发《求贤令》向天下求贤之后，素来就有敬重人才的传统，孝公用商鞅，惠文王用张仪，昭王用白起、范雎，孝文王用蔡泽，庄襄王用吕不韦。到了始皇一代，更是不拘一格用人才，李斯、姚贾、顿弱、尉僚、王翦、蒙恬，都是当时活跃在秦国庙堂上的人物。秦一天下之后，始皇为了表示对天下士子的敬重，特意启用孔子第九代玄孙孔鲋为博士，封爵文通君。这样一个素有敬贤传统的国家，怎么可能没来由的“践踏华夏文明”呢？而这样一个创下丰功伟绩，统一中国的君主，你又怎么能说他是“暴君”？

事实上，汉武帝所谓“独尊儒术”，恰恰又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焚书坑儒”。其目的都是为了统一民众思想，只不过一个是软暴力，一个是硬暴力而已。

汉代独尊儒术是中华民族统治者的喜，是小民的悲，民族性格被定位。

我们被儒家毒害了数千年，等级和尊卑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的民族灵魂中，我们是天生的贱人，生来就要被强权玩弄于股掌之间，我们是这个民族的耻辱，遗失了所有的坚持和热血。

我们是一个即将死亡的民族，哪怕我们的肉体还存在，但是我们的精神早已经死去，《大秦帝国》让我们在末日面前，进行最后的反思……

前方已经万劫不复，吾等没有退路！

十、诗《岂曰无衣 与子同袍》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十一、荀子《强国之一.积微》 月不胜日，时不胜月，岁不胜时。凡人好敖慢小事，大事至然后兴之务之，如是，则常不胜夫敦比于小事者矣。是何也？则小事之至也数，其县日也博，其为积也大；大事之至也希，其县日也浅，其为积也小。故善日者王，善时者霸，补漏者危，大荒者亡。故王者敬日，霸者敬时，仅存之国危而后戚之。亡国至亡而后知亡，至死而后知死，亡国之祸败，不可胜悔也。霸者之善箸焉，可以时托也；王者之功名，不可胜日志也。财物货宝以大为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积微者速成。诗曰：“德輶如毛，民鲜克举之。”此之谓也。

此论主旨：非是说大事无关紧要，实是说小事最易为人轻慢疏忽。对于庙堂君臣，大事者何？征伐也，盟约也，灭国也，变法也，靖乱也。凡此大事，少而又少，甚或许多君主一生不能遇到一件。小事者何？法令推行、整饬吏治、批处公文、治灾理民、整军经武、公平赏罚、巡视田农、修葺城防、奖励农工、激发士商、移风易俗、衣食起居等等等等。凡此小事日日在前，疏忽成习，必致荒政而根基虚空。其时大事一旦来临，必是临渴掘井应对匆匆，如何能以强国大邦之气象成功处置？是故，欲王天下，积微速成。不善小政而专欲大政者，至多成就小霸之业，不能一天下也！

于人而言，无论有多么远大的志向，都得认真做好日常每一件小事。人生一世，根基在做事。认真做好每一件事，

件件合乎法度，合乎良心，人格自然也就矗立起来了。脱离了认真做事，而只思谋如何先做人，是大而无当的，是本末倒置的。

多有大志者，皆瞩目于大事，对日常琐细事务则不屑一顾。

年深月久，大志者却往往是一事无成：大事没遇着，小事没做好。如此这般之感喟，不知发生在多少人身上。所谓壮志未酬，所谓光阴如白驹过隙，所谓岁月空流等等，一定是此类人物留下的无可奈何的叹息。虽然如此，却很少有人仔细思忖其中奥妙，许多壮怀远图的少年，依然在若干年后作了白头无所成之叹。此类人物，不是今日才有，自古就有。所以，明澈的先贤早就揭破了其中秘密。可是，后人却有意无意地遗忘了，我们的少学教材中竟没有如此警世的原典文章。于是，悲剧没完没了地重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