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为其易，我任其难”
    1938年12月19日，汪精卫乘包机从昆明飞往法属殖民地越南河内，正式开始“和平运动”，在动身离开重庆前，留给蒋介石一封长信，信的最后写了这句话，在全面抗涨爆发之后的中国，“主和”之路显然困难的多，此后伴随一系列政治事件，这位国民党元老，一步步从英雄变成罪人，6年后客死异乡，又1年，坟墓被掘，尸骨成灰。
    在国人心目中，汪精卫是典型的“汉奸”、“卖国贼”，与秦桧并列，遭万世唾骂而不得翻身。
    然而历史真的不忍细看。
    汪精卫，本名兆铭，出身清贫，父母早亡，但他天资聪颖，考上了政府的公派留学，在日本与孙中山、黄兴、胡汉民一起开始从事早期的革命活动，汪兆铭文思敏捷，擅长演讲，有很大的组织力和号召力，从同盟会创建开始，就跟随孙中山，成为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最为倚重的得力助手。
   1905年，同盟会创办机关报《民报》，汪兆铭从创刊号开始，一直是主要编辑和主要撰稿人，自此开始以“精卫”作为笔名，汪精卫笔锋犀利，逻辑严密，在当时影响很大，孙中山也经常引述汪精卫的论断。1908年，汪精卫在马来西亚结识华侨巨富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时年汪精卫26岁，陈璧君17岁。在汪精卫的一生中，陈璧君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堪称绝世之奇女子。受到汪精卫的影响，陈璧君毅然退掉父亲给她安排好的婚事，追随汪精卫到日本参加革命，除了对汪精卫的相貌学识、革命的信仰感召以外，令陈璧君更为倾心的是汪精卫严肃的生活作风，与其他年轻的革命家酗酒、赌博、嫖妓不同，汪精卫的生活就像一个清教徒，被人称为“道学先生”，而实际上，汪精卫是心存着对革命的无比忠诚，他曾对陈璧君说：“革命家生活无着落，生命无保证，若结婚必陷妻子于不幸，而让自己所爱之人一生不幸是最大的罪过”。并发誓：“革命不成功就不结婚”。而后来，他实践了自己的诺言，辛亥革命成功后和陈璧君举行了盛大婚礼，这对革命夫妻从此再没有分开过，汪精卫终其一生，没有任何外遇和桃色新闻，这种道德人品在当时的革命家中，无人可比。
    1909年，革命进入最艰难的岁月，国内多次武装起义相继失败，大量革命党人被捕杀，而此时，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保皇党人，开始攻击革命党领袖“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一时间反响很大，革命党内部也引起波动，对革命前途的怀疑开始出现，革命陷入失败的边缘。
    危机关头，汪精卫站了出来，主动提出由自己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的领袖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北京刺杀事件，无论在中国政坛还是国民党历史，都是极为重要的历史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政局走向，而对于汪精卫自己而言，可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孙中山等人并不反对用刺杀清廷高管的方式来挽回民众对于革命的信心，但考虑汪精卫是党内难得的人才，却也没有表示支持，汪精卫最为有名的文章是《民报》26期所刊发《革命之决心》，文中提到，革命党人角色有二，一作薪，甘愿奉献，化自己为灰烬而煮成革命之饭，二做釜，有坚韧的耐力，煎熬自己来完成革命。刺杀之事，汪精卫已是抱定必死之决心，并不期待能够成功，为防止好友胡汉民的挽留，汪精卫偷偷离开，临行前咬破手指留下血书给胡汉民“我今为薪，兄当为釜”。胡汉民见到血书时，当场哭的昏过去。

    在得知汪精卫北上刺杀的计划时，陈璧君坚决要求同往，其间曾有人对陈璧君开玩笑道：“你有英国臣民的护照，自然不怕死了，关键时刻，把护照一抛，英国领事馆自然会来救你”。陈璧君听完二话不说，拿出英国护照当场撕成碎片，举座皆惊，这等充满志气刚烈女子，真世之少见。其后，行刺事件败露，汪精卫被捕，在狱中，汪精卫早已决心赴死，其中一首诗篇最为代表《慷慨篇》，诗中名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成为当时革命青年广为传送的诗句。汪精卫被捕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爱国人士纷纷奔走呼告，竭力营救，而清政府为了笼络和分化革命党，也判决汪精卫终身监禁而不是死刑。尤为令人感叹的是，在汪精卫身陷囹圄，生死未卜之时，陈璧君毅然决定与汪精卫结为夫妻，这等英雄烈女，足可千古流传。

    随后的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短短两年，全国已如火如荼，清廷为挽回颓势开释政治犯，汪精卫获得释放，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汪精卫实践了他一不做官，二不作议员，功成身退的诺言，和陈璧君一起留学法国。

    此时的汪精卫是国人敬仰的大英雄，是国民党建党元勋，如果历史可以重来，汪精卫的一生就此打住，到如今，无数学童都将会吟诵这位大英雄的慷慨诗篇，然而历史无法重写。辛亥革命的成功对于民生凋敝，列强环饲，国内矛盾重重，内乱不绝的中国来说，只不过是打开了一扇希望的大门，而革命之路却还任重道远。在这样一个复杂动荡的国家实现民主，实行宪制，只不过是孙中山这样一个文人革命家美好的设想罢了，经历了挺袁、反袁、二次、三次革命后，这位革命先行者也耗尽了为革命而奋斗的最后力气，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孙中山此生最坚定的追随者汪精卫拟定了总理遗嘱，听完遗嘱，孙中山未改一字，签字发布。至今台湾国民党每次会议前必诵读总理遗嘱，就是这份出自汪精卫手笔的大作。

     革命党人终于意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中国是必须要面对的，于是有了黄埔军校、有了东征北伐、有了国共合作，打压了其他的军阀，却培植出一个更大的军阀---蒋介石。相比汪精卫，蒋介石聪明而且善变，他非常清醒的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做出什么选择对自己最有利，而汪精卫，由于他个人的品格过于清廉，如同“水至清则无鱼”，真正愿意追随他的人也都是极其忠诚于革命、抛开一切个人利益的人，而这些人注定是少数，尤其是在中国。所以，蒋介石利用封官许愿的古老权术，很容易就培植了自己的亲信，更重要的是获取了军队的效忠，在此后中国政坛数十年间，蒋介石数度宣布下野，数度复出，军队的实权始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且越来越壮大。而汪精卫，也经历数次下野和复出，但依靠的却是自己仅有的政治资本--个人声望。

    从1927-1931年间，围绕国民党政府，苏联、中共、美英、日本等各种力量交织在一起，不断的影响着中国政局的走向，作为国民党政权的两大主要人物，汪精卫和蒋介石，从一开始各自的政见是不同的，汪精卫秉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主张；而蒋介石则希望借助英美、日等势力排共，直到9-18事变，汪精卫都是坚定的主战派，蒋介石反而和日本政府多次进行协商，试图通过谈判来缓和军事矛盾，只是后期日本提出的要求太过苛刻，蒋介石没有及时回应，到1945年日本战败后，美军在日本发现了当年蒋介石派遣特使同日本政府秘密谈判的资料后，麦克阿瑟极为震怒，蒋介石为了掩盖其不光彩行径，迅速枪决了当年自己派出的特使，以杀人灭口。9-18事变后，汪精卫积极协调，多次调派各地军队赴前线支援参战，但当时军队绝大部分是效忠蒋介石，东北军的张学良只顾花天酒地，一路败退，汪精卫身为政府主席竟然调不动一兵一卒，无奈之下只得再次将政权交给蒋介石，而后前往欧洲养病，临行前电告张学良，痛批他不抵抗做法。

    1933年，由于日军在华北军事行动顺利而轻松，已经占领整个热河省，国民党内对于积极主战的汪精卫复出呼声很高，汪精卫则要求如果复职，张学良必须辞职，以惩罚他不抵抗日军的行为。1933年3月张学良辞职，汪精卫复职。但是从这次复职开始，汪精卫逐渐转变的主战的态度，变成了主和。随后国民政府同日本签订了著名的《塘沽协定》，实际上默认了日本对东三省和热河的占领，一时间全国上下骂声一片。1935年，汪精卫遇刺，离职养伤，1936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1937年卢沟桥事变，当时全国的民意已经强烈的要求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坚决抗击日本侵略，蒋介石则此时已经转变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变成一个坚定的主战派，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取党内的支持和国内的民心。

    "别看现在全国一致高喊彻底抗战，牺牲到底的口号，实际上真正准备为国家牺牲的人能有百分之几？大部分嘴上高喊牺牲的人，他们内心是想让别人去牺牲，而不是自己牺牲，为什么大部分人不肯讲出不愿牺牲的实话？是因为他们害怕卖国的罪名，害怕承担王国的责任"--汪精卫。

    由于当时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方面和日军相差太远，几乎每战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从淞沪会战到徐州会战，中国军人唯一可以称颂的只是视死如归的勇气和不怕牺牲的精神，但是，精神和勇气是抵挡不住飞机和打炮的，上海沦陷、华北沦陷、南京沦陷，蒋介石为防止资源被日军利用，在敌占区大搞“焦土抗战”，敌占区的人民受到极大损失。汪精卫越来越对这种建立在人民惨痛牺牲基础上的焦土抗战感到忧虑，以当前中国的实力，什么时候能打胜日本？还要老百姓付出多少牺牲，抗战的目的到底何在？

    同时，在日本内部也有许多主和的声音，因中国战局的扩大，并非日本原来的设想，而现在为了维持广大的战线，日本不得不从本部投入大量兵力在中国，而在太平洋战场和东南亚战场兵力则投入受限，其中以近卫首相为主，通过几次秘密的商谈，汪精卫和近卫基本达成了促使中日停火的议案-重光堂议案，议案中，核心的条件是国民政府承认满洲国，允许日本开发华北的资源，2年内从中国撤兵。这样的条件对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其实是有利于民生恢复的。汪精卫为此做了周密的准备，并且取得了云南军阀龙云的口头支持，和平运动的计划是，首先，汪精卫经由昆明抵达河内，而后在河内宣布下野，同时日本宣布同中国和谈条件，而后汪精卫宣布支持和谈，再有龙云支持汪精卫返回昆明，重新组建政府，代表中国同日本和谈，并领导中国。

    然而近卫首相在日本参谋本部提出重光堂议案时，却遭遇了强烈的反对，被军国主义思想严重把持的参谋本部反对撤兵，不得已，近卫首相于1938年12月发布第三次对华声明中，删去了2年内撤兵这个最为重要的条款，而此时，汪精卫已经抵达河内，当时日本和平运动的另一个发起者西义显听到修改的声明后感叹道“日本把汪精卫欺骗了。”汪精卫也对近卫修改后的对华声明非常不满，但是考虑到近卫首先在国内进行和平运动的困难，还是遵守约定，发表声明相应近卫的和平倡议。12月29日，汪精卫发表著名的“艳电”，公开向国民党中央总部发出建议，响应近卫声明。然而，就在汪精卫发表艳电5天后，近卫内阁总辞职，接着，云南军阀龙云见风使舵，没有遵照约定响应汪精卫，汪精卫顿时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

    而国民党方面则通过临时会议，宣布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一切职务。1939年3月，国民政府派刺客赴河内刺杀汪精卫，打死了汪精卫秘书曾仲鸣，此后在日本政府帮助下，汪精卫离开河内到达上海，住进法租界。就在大家都以为汪精卫将会就此消沉的时候，汪精卫突然提出了要在沦陷区组建政府的提议，连日本政府都吃了一惊，日本方面支持和平运动的影佐昭帧对这个提议充满了忧虑，因为，如果日本政府能够坚持按照近卫和汪精卫约定的重光堂协议，或许和平运动能够有成果，否则，如果中国战败，则汪精卫将沦为傀儡政权，如果日本战败，汪精卫则沦为汉奸，这种局面对汪精卫而言并不是好的方向，汪精卫迫切的想要做一些事情来澄清人们对他的误解，也想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来帮助敌占区的百姓。汪精卫提出建立政府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日本政府要取缔已经在沦陷区建立的王克敏、梁鸿志等傀儡政权，由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在日本政府内部对这个提议则争论很大，因为日本政府还是希望在占领区培植一个亲日的傀儡政权要方便，日本政府原本只是希望汪精卫在国统区建立一个政府，来分化和瓦解中国的抗日力量，而现在汪精卫所提出的和平主张显然不是一个可以被日本政府随意左右的傀儡，因此直到1940年，平昭内阁倒台，阿部信行出任首相，才开始支持汪精卫，1940年3月，汪精卫正式“还都南京”，建立了政府。

    从1940年开始，汪精卫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非常重要的是：

    1、保持了占领区政权的统一性，避免了中国被分割

    2、在占领区建立各级政府的管理机构，代替日军施行日常的管理，有效的保护了占领区百姓的生命和财产

    3、在抗日战争期间为重庆国民政府输送了大量日军情报

    “我要回中国...”，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去世，临终前只讲了这一句话。

    此后日本战败投降，南京国民政府解散，陈公博、陈璧君、周佛海等人被捕并作为汉奸公审，值得一提的是，1946年江苏高院开庭审讯陈璧君，陈璧君于法庭上说“日寇侵略，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这是蒋介石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还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收回沦陷区，如今完璧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法庭最后判处陈璧君无期徒刑，陈璧君接到判决书时却说：“本人有受死的勇气，而无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陈璧君性格刚烈，蒋介石败退台湾时并没有将其带走，而是留在大陆，留给中共，1952年，和陈璧君私交很深的宋庆龄和何香凝去监狱探望陈璧君，告诉她，中央已经决定，只要她承认汪精卫有罪，写一篇悔过书就可以释放出狱。陈璧君立即拒绝，她宁可坐牢，也不承认汪精卫有罪。1959年，陈璧君死于狱中。

    历史无法重来，汪精卫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决定为他带来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命运，第一个是刺杀摄政王，本身是一个明知不可为而为的事，原本以为必死无疑，却意外的生还下来，成为了英雄；第二个是决定和平运动，也是一个明知不可为而为的事，原本希望很好，却意外走入末路，葬送了一世英名。我不去评论孰是孰非，历史就是历史，无须评论，我只是觉得，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的精神好久都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