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解  “你们是世上的盐”

——管理之道首务是如何做人

 

 

现在的大学商学院里，几乎很少有讲授如何做人的课程，基本都是教育学生如何赚钱的技术，“但是一个人即使得到全世界，如果失去了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哪[王强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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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意义，也就是做人的意义。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公元前600-前476年），人类就开始关注如何做人了。古希腊德尔斐神庙上有箴言：“认识你自己”，发出了古代“人学”的先声。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特提出：“人是第一重要的。”

耶稣教给自己的门徒的第一门课程就是如何做人。这是耶稣在一大群听众面前作的著名演讲，后来被人称为“登山宝训”（因为耶稣在演讲之前在山上做了长时间的祷告）。在这次演讲以前，耶稣总是向少数人低声谈话而已，可是这次，耶稣认为上帝通过自己向广大民众说话的时机到了，他演讲的语气带出了高昂与愉快的余音！他说：

 

1.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2.       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3.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4.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5.       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6.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7.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8.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

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

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利的，难免地狱的火。

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

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息。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

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

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

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

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

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

所以你们要完全，象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1]。

 

这就是所谓的“八福之教”。耶稣断然地说出：要以谦卑的心、清心、爱温柔与和睦的心，取代骄傲的心与贪婪的心，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心。

耶稣称赞寻求正义与真理的心，安慰和鼓舞为正义和真理而哀痛和受到迫害的人。耶稣称赞这些人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人群中的先进分子，时时刻刻以上帝为榜样。

耶稣的门徒保罗忠实地实践了耶稣的期望和要求，他不但自己做到了耶稣所期望门徒成为的人，而且用自己一生的时间传播耶稣的道。保罗虽然不是耶稣所挑选的使徒，但以耶稣死后的使徒自任，与使徒彼得并列为支撑基督教的两根大梁。

他在当时没有飞机、手机、传真机的艰苦条件下，把福音传遍整个罗马帝国！他的传教范围，从现在西亚细亚的土耳其一带，一直到希腊之间的地方。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保罗那时拥有飞机、手机、传真机以及足够的资金支持，他会取得何等的成就[2]！ 为了传道，保罗学会了制造帐篷。对到处迁移的沙漠地区的居民来说，帐篷是重要的工具，能够制造帐篷的人是很受人们的欢迎、器重的。保罗一面制造帐篷，一面独立作了三次大规模的传教旅行。保罗的传教最费心血。他的传教旅行被记载在“使徒行传”中。他所写的信有“罗马书”等13封，都收在《新约圣经》里面。这些都几乎能够完满地流传他的为人与思想。

保罗在归纳总结自己一生的成功经验时，归纳出以下几条：

 

保罗的成功秘诀

一、工作有目标。 “Phl 3:13 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Phl 3:14 向着标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Phl 3:15 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   二、了解自己的优缺点。 “Phl 4:11 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景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 Phl 4:12 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   三、不以身外之物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而是追求精神层面那最高尚的东西。 “Act 20:24 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四、拥有爱心，奉献社会。 “1Co 13:2 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 1Co 13:3 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 1Co 13:4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 1Co 13:5 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 1Co 13:6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1Co 13:7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1Co 13:8 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 1Co 13:9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 1Co 13:10 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 1Co 13:13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1Co 14:3 但作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 “做任何事都要以爱为根本。”（“哥林多前书”）   五、要有信心，相信自己一定能成为一位成功的管理者。 “Phl 4:13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2Co 4:11 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   六、为他人服务。 “2Co 12:15 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   七、坚持不懈。 “Ecc 11:6 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 2Co 4:8 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

 

从上面的话语，我们可以感受到，“爱”对于一个人之为人的重要性。这里的“爱”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博爱”。孙中山先生就是一位基督徒。对于社会来说，“爱”比所谓民主还要重要。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可以回忆苏格拉底是如何死的——他是经过大家民主投票判处的死刑。没有“爱”的民主在这里成为恐怖。

“爱”比法律规章还要重要。最近发生了一件全国轰动的事情：一家医院因为孕妇的家属拒绝在手术单上签字，就严格地遵守规章制度，拒绝为这位孕妇手术，几十位医生眼睁睁地看着一位孕妇、两条生命的逝去。表面上的理由是严格遵守规章制度，实际上是害怕承担主动手术可能带来的责任、风险。悲剧发生以后，社会各界都在讨论这个医疗制度的不合理性，而没有反思这其中的文化背景。如果是耶稣在现场当医生，他会为了遵守制度而放弃救人的责任吗？耶稣一定不会的，因为耶稣经常批评那些伪善的法利赛人只是口称律法、内心却是虚伪。世界上有真正十全十美的完善法律吗？永远也不会有的。其实只要问上一句：“一个人怎么就能有权力决定另一个人的生死？哪怕他是死者的家属、亲人，难道他就有权力决定自己亲人的生死吗？为什么家属签字医生就手术救人，家属不签字医生就拒绝手术——是谁赋予家属或医生这样大的权力？”我分析，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的国家的医院里，医生如果是基督徒的话，即使有乖张的规章制度，医生会把“爱”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去把规章制度放在“爱”的前面。因为《圣经》在两千年前就说过：“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具有博爱精神的人总是受到推崇。

例如我国的高耀洁医生，她以耶稣的博爱精神，坚持为艾滋病人提供帮助，终于感动中国，引起社会对艾滋病的重视。虽然高医生不是一位管理者，但她的博爱却正是许多管理者需要具备的。严格执行规章制度的管理者容易当，有爱心的管理者则不是那么容易当的。其实，世界上最严格执行规章制度的管理者是机器人，它绝对是严格按照程序进行操作。当人自身异化成机器人的时候，这个世界还有什么乐趣？

要做“世上的盐”，除了需具有爱的胸怀以外，真诚的品质也是不可缺少的。耶稣非常厌恶那些虚伪的人（在《圣经》里出现的虚伪的人主要是法利赛人，他们是有钱人和学者，以自己的权威地位和学问自傲，一心固守《旧约圣经》上所规定的律法，但是因为他们很难真的做到，所以言行往往不一，成为虚伪）。

耶稣这样教导门徒：

 

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

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

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

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

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3]。

 

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不要效法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一切所作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喜爱筵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夫子。这些人要受到更重的刑罚。”（“路加福音”第20章）

耶稣直接指责伪善的人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蠓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4]。”

耶稣经常称呼文士和法利赛人为“假冒伪善的人”、“瞎眼的带路人”、“粉饰的坟墓”。

在《圣经》里面读了这些耶稣的话，我不由想到我们的几千年历史和文化。我一直有一个感觉：我们的封建传统主流文化具有很强的虚伪性，主要表现就是做的与说的不一样。鲁迅的《狂人日记》里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下面是几个例子：

 

    《左传》僖公九年，周襄王祭文王、武王之后，拿祭肉分给齐侯。说“齐侯年老，可以不必下拜讲君臣的礼节”。齐侯听得襄王如此吩咐，便同管仲商量。管仲答道：“照着襄王分付的话做去，不行旧礼，便成了为君不君、为臣不臣，那就是大乱的根本了。”于是齐侯出去见客，便说道：“天子如天，鉴察不远，威严常在颜面之前，不敢不拜。”据这样看来，齐侯是很讲礼教的。君君、臣臣的纲常、名教，就是关于小小的一块祭肉，也不能苟且。齐侯真不愧为五霸之首了!然而《韩非子》说道：“易牙为君主味，君之所未尝食，唯人肉耳，易牙蒸其首子而进之。”齐侯居然是一位吃人肉的！

    崇儒尊孔的发起人，要推汉高祖刘邦；封建传统主流文化在中国专制了二千多年，也要推高帝为首功。他晓得三纲之中，君臣一纲，关系自己的利害尤其吃紧，所以见得孔二先生说“君臣之义不可废”的话，他就立刻把从前未做皇帝时候“溺儒冠”的脾气改过，赶忙拿太牢去祀孔子，好借孔子种种尊君卑臣的说法来做护身符。他又制造许多律令、礼仪来维持辅助，以期贯彻他那些名教纲常的主张。但是《史记·项羽本纪》说：“项王与汉俱临广武而军，相守数月。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日：‘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汉王这样办法，幸而有位项伯在旁营救，说是“为天下者不顾家”，——就是说想得天下做皇帝的人，本来就不顾他老爹死活的。项王幸亏听了他的话，未杀太公。假如杀了，分一杯羹给汉王，那汉王岂不是以吃他老爹的肉为“幸”吗?又读《史记·黥布列传》说：“汉诛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遍赐诸侯。”这也可见当时以人为醢，不但皇帝吃人肉，还要遍赏给诸侯，尝尝人肉的滋味。你看高帝一面讲礼教，一面尊孔子，一面吃人肉，这类崇儒重道的礼教家，可怕不可怕呢? [5]

 

2001年3月8日，大贪官李嘉廷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上回答网友提问时这样说：“我最大的心愿是在未来5年内解决（云南）尚未解决温饱的160万人的贫困问题。”而在他此番表白前的2000年7月，这位省长就已经单独或伙同其子收受他人贿赂1810余万元。河北大贪官丛福奎直至2000年6月他被中央纪委“双规”前，还在主持河北省某市的“三讲”教育工作，并冠冕堂皇地大谈人生观、世界观，大谈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他的虚伪可见一斑。

笔者认为：我国封建历史上长期主导的封建传统主流文化很可能是产生腐败、虚伪的土壤。因为在封建传统主流理论中，基本就没有提到对于权力的监督问题。没有监督、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

封建传统主流文化对人性的假设是“性本善”，我们不讨论其对错，但毕竟承认，这样的假设对于管理带来的影响是负面的：失去了对管理者、领导者的监督，因为你已经承认管理者的人性本来就是善良的，甚至比下属更善良，最高领导就是这个组织中的大圣人、完人，那还怎么去监督、约束他？只有等他来教导的份儿了。

从公共管理的角度来看，以性本善哲学为基础的社会制度设计可概括为无限政府和有限权利。封建传统主流文化假设掌权者为“天下为公”的圣贤，对最高权力的控制就没想过；封建传统主流文化相信“人好一切都好”，关注权力的归属而忽视权力的监控。因此，中国二千年间未曾产生过实质性的分权制衡机制，无独立的司法审查制度（行政司法合一）、无类似于英国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则”的程序制度。

封建传统主流文化认为：上等的“圣人之性”先天就善，不需要教育；“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需要教化、改造，方可臻于完善。所以，“内王”以“化民成俗”为己任，强制改造人性。孔子把学生看成木头，所以他说“朽木不可雕也”！荀子认为：人就是木头，圣人就是木匠，可以用斧头去劈去砍；完全否定了人性的先天性基础，堕入了专制怪圈！封建传统主流文化不容许一个独立的个人自治领域，主张政府行为可以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

封建传统主流文化总是把人群分成好人、君子和坏人、小人，而好人的最高典范是圣人；这种分类法违背了人人平等公理。封建传统主流文化把一切文明都归于圣人，让圣人凌驾于社会之上；完全依赖一两个圣人的精英政治就是特权政治、就是少数人合法掠夺压迫平民的政治。在独裁体制下，众人的自私都要服从君主的自私，结果是大恶。中国的君主专制，结出了大恶之果，自唐至清，离文明越来越远。

在独裁体制下，众人的意志必屈服于独裁者的意志，这只有根据性本善的观点才说得通。人性本善，因此每个君主都可成尧成圣，因此众人都要服从君主的意志，以助君王成圣王。

哲学家黎鸣认为：人的生物性偏于恶，人的社会性是善恶交错，人的精神性偏于善。他以愈是出现得早的事物，其惰性愈大的理论进行计算，从而得出结论是：人性的90%偏向恶；人性的10%偏向善。他说：西方古代哲人和宗教先知对人性善恶的判别是真实的，中国古代圣人对人性善恶的判别是不真实的，是虚假的。基因的自私与人的自私是一脉相承的，这种自私性的基础即是生命的自我保存和自我再生。因此，自私不必是恶，但在社会生活中也难为善，不妨说自私是潜在为恶的基础——原罪。

中国人自古以来，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轻信大人、圣人的漂亮话，实在是受了绝大的欺骗。大人、圣人身上的原恶不仅丝毫不比小民少，而且大人、圣人身上的原恶一旦变成实恶，它所造成的社会灾难简直千万倍于小民。由于原恶的存在，中国圣人所宣扬的克己、礼让的善也绝大多数是伪善。

由于性善论，中国人认为通过努力学习就能成为至善、完美的范例；于是“学而优则仕”的官僚们自然便是善的典范；而不学习、不识字或学而不优的的平民百姓自然成了恶的刁民；于是善良的大人君子们对小人刁民们进行人治就是天经地义；官僚们拥有“刑不上大夫”的特权，不需要监督制约，结果是“善良”的官僚们在缺乏监督的状态下，干尽了坏事。

为了维护官僚们的“善”的形象，儒生们使出了看家本领——造假。

       性善说导致人人说假话，相互吹捧奉承；有一点成就就骄傲自满。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自足自满，飘飘然不可一世。一有问题，都把箭头往外指，都是别人的错，很少反躬自问，承认自己有错的。于是每个人活在自我中心意识中，任意放纵私欲而不自知，不肯悔改，社会当然一天一天败坏下去。 

基督教则认为人性本恶，所以要忏悔认罪、悔改，对于管理思想的影响是必然带来监督、约束机制，哪怕是总统也要有国会和最高法院来约束你的权力，即使总统是个傻子、坏蛋也难以对整个国家产生灾难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