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的避讳多种多样。本文通过对魏晋避讳情况的考察，揭示了避讳与封建皇权的本质联系，认为皇权兴则避讳兴，皇权衰则避讳衰，这是避讳的本质。
魏晋时期是混乱的年代，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传统礼法遭到严重破坏。不过即使在这样的年代里，历代沿袭的避讳制度也没有被人忘记，反而有所加强。本文拟对魏晋时期的避讳发展作一简单探讨。
一、纷纭的三国避讳
避讳本来是只讳人名，不讳其字的，汉代基本上还是如此。《汉书》载吕后、萧何等人当面称刘邦皆作“刘季”或“季”，就是其证。到了汉魏之际，情况有了变化，连字也要避讳了。如《三国志·马超传》：
（马）超因见备待之厚，与备言，常呼备字。关羽怒，请杀之……（超）乃大惊，遂一不复呼备字。明日叹曰：“我今乃知其所以败，为呼人主字，几为关羽、张飞所杀。”自后乃尊事备。（《三国志·马超传》注引《山阳公载记》）
按《礼记·郊特牲》云：“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所以字本来就是作为名的代替物而出现的，是供人称呼时使用的。以字相称，表示不敢擅用其名，故有尊敬之意。马超呼刘备之字，既合于古礼，也没有冒犯不恭之意，却遭到关、张二人的愤怒不满，以至于必欲杀之而后快。当然，二人所要维护的并非古礼，而是刘备哥哥的权威。
关于魏国的避讳情况，现存史料很少，《通典》卷104所载王肃《已迁主讳仪》是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献。当时魏明帝曹睿刚死，其神主被供进宗庙，儒者依礼将高皇帝曹腾的神主从庙中迁出。曹腾于新即位的齐王曹芳为五世祖，掌事者向王肃询问对高皇帝是否还要避讳。王肃答：“礼所谓舍故而讳新，诸侯则五代不讳。天子之制恐不得与诸侯同，五代则不讳也。”王肃认为可以不避高皇帝之讳，只讳三祖（曹操、丕、睿）以下。可见，王肃是反对滥用避讳，反对避讳的扩大化的。
魏国并未因王肃的议论而削弱避讳制度，甘露五年（260）六月，太后特地为常道乡公的名讳问题下诏曰：“古者人君之为名字，难犯而易讳。今常道乡公讳字甚难避，其朝臣博议改易，列奏。”（《三国志·三少帝纪》）常道乡公即后来的陈留王，原名曹璜。璜是一种弧形玉璧，古代用作礼器，也是一种佩饰。璜是日常用品，话语中经常会提到，故诏书说“讳字甚难避”，须改成难以触犯的字。最后将“璜”字改为“奂”。
三国之中，当以吴国避讳最为严格。《献帝春秋》载孙权欲与刘备共同攻取蜀地，刘备不赞成，答书孙权：“今同盟无故自相攻伐，借枢于操，使敌承其隙，非长计也。”（《三国志·先主传》）其中“枢”字即避孙权讳而改〔1〕。避东吴各君主名讳之例如下：
孙钟山谦之《丹阳记》：“钟山，孙权祖讳，因改蒋山。”
孙坚“《吴志·陆逊传》逊曰：‘孙安东得士众心，城牢粮足。’‘牢’字避坚讳也。”（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卷9）
孙策“《顾潭传》疏上权曰：‘贾谊陈治安之计’，《朱异传》：‘建计破其外围’。则知，策’改为‘计’也。”（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卷9）
孙权《管子·明法》：“威不两错，政不二门。”郭沫若集校：“当从《说苑》作‘权不两错’……盖三国时吴人避孙权讳所改。”
孙和《三国志·孙权传》：“（赤乌）五年春正月，立子和为太子，大赦，改禾兴为嘉兴。”
孙休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04：“休宁县……吴避孙休名，改为海宁县。”
孙皓（字元宗）《吴录》：“（孟）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皓字易焉。”（《三国志·孙皓传》注引）
以上诸例，既有追讳先祖的（孙钟），也有为太子讳的（孙和），还有讳字的（孙皓）。其中讳“坚”为“牢”，讳“策”为“计”，讳“权”为“威”，还保留有汉代同训相代的痕迹。景帝孙休曾为如何避他的四位太子之讳很动了一番脑筋，下诏作了明确的规定。这篇诏书是避讳史上的难得之作，摘录如下：
人之有名，以相纪别，长为作字，惮其名耳。礼，名字欲令难犯易避，五十称伯仲，古或一字。今人竞作好名好字，又令相配，所行不副，此瞽字伯明者也，孤尝哂之。或师友父兄所作，或自己为；师友尚可，父兄犹非，自为最不谦。孤今为四男作名字：太子名{雨单}<括号内为上下结构>，{雨单}<括号内为上下结构>音如湖水湾澳之湾……次子名{雷大}<括号内为上下结构>音如兕觥之觥……次子名{豆巨}，{豆巨}音如草莽之莽……次子名寇，寇音如褒衣下宽大之褒……此都不与世所用者同，故钞旧文会合作之。夫书八体损益，因事而生，今造此名字，既不相配，又字但一，庶易弃避，其普告天下，使咸闻知。（《三国志·孙休传》注引《吴录》）
孙休为使其四个儿子的名字“难犯易避”，挖空心思，滥用皇权造出四个怪字作名，又选出四个怪字作字。他根本不懂语言文字约定俗成的发展规律，又完全无视汉字结构和读音规则，胡乱规定读音，以为靠皇权可以实现一切，荒唐之极，无以复加。裴松之批判说：“（孙）休欲难犯，何患无名，而乃造出无况之字，制不典之音，违明诰于前修，垂嗤骏于后代，不亦异乎！”
二、“临时训避”的西晋避讳
西晋的避讳始于司马懿，齐王曹芳时任为丞相。《汉魏春秋》截：“诏使太常王肃册命太傅（即司马懿）为丞相，增邑万户，群臣奏事不得称名。”此时的司马懿权势如日中天，群臣给皇帝的奏疏中也不得直呼其名，而必须避讳，表明避讳总是和权势密切相联的。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司马昭次第执掌大权。甘露元年（256）正月，加司马昭大都督，“奏事不名”，（《晋书·文帝纪》）亦即臣僚奏事中对司马昭之名也要避讳了。名义上，司马懿、司马昭并没有登基称帝，但实际上把持朝政，避他们的讳就是对其权势的屈从认可，由此可以看出权力分配的消长变化。
晋武帝泰始二年（266），有司上奏说据以往的作法，皇后之讳与帝讳应该一起颁下，令群臣敬避。武帝没有赞成，下诏：“礼，内讳不出宫，而近代讳之。非也，勿下。”（《通典》卷104）不但皇后之名宫外不须避讳，晋初追讳祖先也只上溯三代，即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司马懿以上不须避讳。对此，孙毓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应依照自古相传的礼法，追讳七庙，于是上《七庙讳字议》，文中说：
乙丑诏书颁下尊讳，唯从宣皇帝以来，京兆府君以上皆不别著。按《礼》：士立二庙，则讳王父以下，天子诸侯皆讳群祖。亲尽庙迁，乃舍故而讳新。尊者统远，卑者统近，贵者得申，贱者转降，益所以殊名位之数，理上下之序也……《礼》：大夫所有公讳。又曰：子与父同讳。明君父之讳不可以不讳也。范献子聘于鲁，问具敖之山。鲁人以其乡对，曰：先君献武之讳也。此时献武已为远祖，邻国大夫犹以犯讳为失，归而作戒，著于《春秋》。大晋龙兴，弘崇远制，损益因改，思臻其极。以为京兆府君以上，虽不追王，列在正庙，臣下应讳，礼有明义。官班下讳字，使咸知所避，上崇寅严之典，下防僭同之谬。（《通典》卷104）
孙毓为太常博士，避讳管理正是其职责范围内的事。所谓京兆府君是指司马懿之父司马防。孙毓认为古代“天子诸侯皆讳群祖”，故西晋避讳就不应只讳司马懿以下，而应尊讳七代祖先。在他看来，避讳是一种明尊卑、别远近的工具，通过避讳能够巩固等级秩序，即所谓“殊名位之数，理上下之序也。”因此对于京兆府君以上也应当严格避讳，以显示敬畏之意。文中既引用了经典，也列举了古代典故，语气很诚恳，论据也相当充分，可以体会到他维护皇帝权威的苦心。
西晋避讳最引人注目的是所使用的替代字骤然增多了。如《后汉书·刘焉传》中有“张懿”，《三国志·刘焉传》则写作“张壹”。《三国志》作者陈寿是西晋人、此例中“懿”字因避司马懿讳而改为“壹”。据清代周广业的研究，为避司马懿之讳，当时至少使用了壹、茂、懋、密、睦五个字作为替代〔2〕。束皙在叙述西晋初年避讳的情形时曾说“但省事言语，临时训避而已。”由一个“懿”字而变为五个替代字，正是行文时采取“临时训避”的权宜办法。这五个替代字中，“壹”用的是减笔法，其他茂、懋、密、睦四个字都有美好亲和的意义，与“懿”字在意义上仍有联系，说明尽管是“临时训避”，也还是有所选择的。
避司马师之讳而使用的替代字更为复杂。周广业指出：“若《三国志》所称义兵、舟兵、水兵、起兵、分兵、引兵、募兵、收兵、渡兵、遣兵、纵兵，义军、舟军、水军、悉军、劳军、兴军、弃军、还军、锐众、兴众、贼众、率众、聚众之类，不可枚举，皆避‘师’字。随宜改易，初无成例也。”（《经史避名汇考》卷10）又《晋书·职官志》云，晋初以景帝讳，故置太宰以代太师之任。《通典·职官十二》则云：“以景帝讳师，故改太师为太帅。”三国魏诸王国置师、友、文学等职，西晋时避讳改“师”为“傅”（《晋书·职官志》）。此外，避司马师之讳而改字的例子还有：
军司《通典·职官志》：“军师……晋避景帝讳，改为军司。”
天官《经史避名汇考》卷10：“汉末张陵，字处冲，自称天师……《华阳志》云：‘自陵以后，世有天官。’盖晋世避称天官也。”
京都《资治通鉴·魏纪十》胡三省注：“晋景王讳师，晋人避之，率谓京师为京都。”陈垣《史讳举例》第74：“京师改京都，或改京邑。”
据此，避司马师之讳而使用的替代字计有帅、兵、军、众、宰、傅、司、官、都、邑，达十字之多。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大约有：
第一，西晋初虽曾颁讳，但只公布了讳字，如懿、师、昭等，并没有像汉代那样规定其替代字，故臣下得以“临时训避”、“随宜改易”，根据情况选择合适的替代字。
第二，汉字有多义性，某字的不同意义可分别用不同的字来表达。例如“师”字的意义有：1．军队。故义师、水师等词可改为义兵、水兵，或者义军、水军。2．众人。故兴师、率师，可改为兴众、率众。3．军事长官。故风师可改为风帅（此例亦可看作缺笔）。4．古代专掌某职之官称作师，所以大师可称太宰，军师可称军司，天师可称天官，宰、司、官都是执掌某职责的官长之意。5．先生。“傅”字亦有先生之义，故“师”可称作“傅”。6．都邑。所以京师可改作京都，京邑。由于“师”字的这种多义性，不同的情况下代之以不同的字，“临时训避”，因而使替代字大大增加了。
司马昭之“昭”字训“明”，故而避“昭”字有改作“明”字者。如汉元帝时曾选王昭君与匈奴和亲，晋代改王昭君为王明君。石崇《王明君词》序云：“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触文帝讳，改焉。”还有改为“显”字的，《三国志·孙皓传》：“夏六月，起显明宫。”裴注：“昭明宫，方五百丈，皓所作也。避晋讳，故曰‘显明’。”也有改为“曜”字的，如韦曜“本名昭，史为晋讳，改之。”（《三国志·韦曜传》）此外，还有以音近之字代“昭”的，如“昭穆’改为“韶穆”，地名“昭武”改“邵武”、“昭阳”改“邵阳”。以上避司马昭之讳的替代字有明、显、曜，韶、邵、敬等字，其中明、显、曜三字与“昭”为同义词，属于“同训代换”的范围。
用多个同义字在不同场合替代同一个讳字，从而造成避讳替代字的迅速增多，这是晋初避讳实践的一个特点。这种现象在汉代还未曾发现。三国时期东吴避孙权讳，虽然使用了威、枢、柄、势等几十替代字，但仅限于对孙权一人。到了他的后人，这一作法忽然消失了。所以相对于西晋的避讳实践来说，只算得上是一个前奏。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之下，选择某个同义字去替代讳字，而不拘泥于一对一的代换。这样做增加了避讳运用的灵活性，使行文较为流畅，语义比较贴切。但另一方面，这种同义替代字又掩盖了避讳的痕迹，若没有相当的知识和经验，恐怕很难识别出哪些是因避讳而改的字。应该注意的是这种烦琐的替代手法不见于晋武帝之后，这是因为避讳的根本依据——皇帝的权威——已经遇到了极大的危机。司马炎虽然正式受魏禅让成为晋武帝，但是他的实际控制力却削弱了。武帝死后，惠帝、怀帝、愍帝都未建立起真正的权威，避讳也就失去了最主要的依傍，人们自然用不着小心地替他们避讳。因此在晋“三帝”（懿、师、昭）那里所看到的那些随意改易的避讳手法，武帝之后基本上都销声匿迹了。
三、东晋的皇后之讳
318年，司马睿即帝位，是为东晋元帝。晋元帝缺少才干和威望，不得不倚重王导的辅佐。元帝后的继任者也没有一个能够励精图治，竖立起稳固的皇权。于是，以皇帝权威为依托的避讳也仿佛缺少根本的支持，变得委顿低迷。东晋一朝，我们甚至不容易找到避帝王御讳的用例。东晋104年，共有帝王11位，经统计，避各帝王讳的数量如下：元帝司马睿3例，明帝司马绍1例，康帝司马岳7例，穆帝司马聃1例，简文帝司马昱1例，其他六位0例。以上东晋帝王讳例共13例，与西晋三帝讳例69例相比，差得很多〔3〕。这表明避讳发展正在走向低谷，但这并不是说东晋的避讳情况就毫不足道无可叙述了。其实东晋时期避帝讳之例虽少，避皇后之讳事例却较多，诚如陈垣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东晋皇后讳，比历代特多。”（《史讳举例》第74）
东晋避帝后之讳开始于成帝的杜皇后。杜皇后名陵，当时宣城郡有陵阳县，因与杜后讳同，故而改为广阳县（《晋书·成恭杜皇后传》）。避皇后之讳而改地名，当以此例为最早。避皇后讳而改人名的有扬威将军毛穆之，因晋哀帝王皇后也名穆之，所以毛穆之不能再用自已的名字。杜皇后、王皇后都是嫡配的正式皇后，所以避二人之讳时朝廷似乎并未出现异议。然而后来吴兴郡地方官提出避郑太后之讳时，朝廷则进行了反复的辩难。郑太后名阿春，建武元年（317）晋元帝纳为夫人，生简文帝。当时皇后之位空虚无人，郑氏虽甚有宠，但并未得到皇后的称号。因而从名义上讲他对简文帝只是庶母，并非嫡母。简文帝即位后也未追尊她为皇太后，仅追号为会稽太妃。到孝武帝（简文帝之子）太元十九年（394）方下诏，“上太妃尊号曰简文太后”（《晋书·简文宣郑太后传》）。此时距郑氏去世已68年。郑氏生前虽没有很尊贵的地位，但她是简文帝的生母，因而有了关于避讳的争辩。结果是凡遇到郑太后之讳“春”字皆改为“阳”，如富春县改曰富阳。儒家经典中相传为孔子所定的《春秋》，为避郑太后之讳，也不得不改称为《阳秋》。东晋人孙盛《晋阳秋》，刘宋时檀道鸾又著《续晋阳秋》，都是因郑太后之故，书名中以“阳”字代替“春”字。
《礼记·曲礼上》说：“夫人之讳，虽质君之前，臣不讳也，妇讳不出门。”晋武帝泰始二年诏书也说：“《礼》，内讳不出宫。”但到了东晋，却“小君（皇后）之讳，列于讳榜，故天下同讳。”（王彪之奏议，见《通典》卷104）是什么原因促使发生这种变化，使得东晋朝避皇后讳的例子迅速增加了呢？我想太后临朝应是一个重要原因。东晋共有两位太后临朝摄政，一位是明帝的庾皇后。明帝死，成帝即位时只有九岁。群臣奏：天子幼冲，皇太后宜视朝主政。庾后“不得已而临朝摄万机”（《晋书·明程庾皇后传》），主持朝政六年。第二位临朝的皇太后是康帝的褚皇后，康帝死，其子穆帝即位，时年二岁。蔡谟等上奏请褚后“临朝摄政，以宁天下”（《晋书·康献褚皇后传》）。褚后当权先后经历了穆帝、哀帝、废帝、孝武帝四朝，长达四十年。东晋首尾104年，而庾、褚二太后临朝共46年，几乎占了一半。这一事实对于东晋避讳发生的影响是应当重视的。目前，虽然尚未找到太后临朝与避皇后讳这两件事之间的直接联系，甚至也还没有发现避庾、褚二太后之讳的例证。但是皇权闇弱，权力重心偏向女主一边，其权威逐渐得到认可。在这样的氛围之下，将皇后的名讳颁行天下，令臣民共避之，就比较容易得到支持，客观上为避皇后之讳提供了有利条件。故而“东晋皇后讳，比历代特多”，就不难理解了。
四、太子名讳问题
东晋人对避讳似乎格外有兴趣，他们不但讨论了对郑太后是否应该避讳的问题，还对太子名讳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论证，显示出避讳对于社会生活日益产生难以回避的影响。孝武帝太元十九年（394）七月，义兴太守褚爽的上表中出现了太子之名，此事被送到大学进行讨论。助教臧焘说：“按《礼记》云：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又云：君之于嗣子，亲则父也，尊则君也。如此则太子虽国之储贰，犹同于臣列，以君前臣名之义言，则爽表未为失礼。然史籍所载人臣与人主言及上表，未有称太子名者。今省无先比，即其验也。昔武皇帝代，尚书仆射山涛启事，称皇太子而不言名。涛，中朝名士，必详典式，其不称名，当有理趣。特以皇太子储君，名讳尊重，不敢指斥故耳。古今异仪，礼有损益，今倚仗前贤，固循先比，则爽表所称为违旧准。”（《通典》卷104）
臧焘的观点是褚爽上表中直称太子之名有违旧准，是不应该的。对臧焘的见解，有人持不同的看法，太学博士徐乾说：“《礼记》曰：夫人之讳，虽质君之前，臣不讳也。
按夫人，国之小君，君之一体，太子之母也，而尚不讳，则太子何嫌乎？又《礼记》：君前臣名，父前子名。又周公告父皆称武王名，益可明矣。”（《通典》卷104）看得出来，徐乾是主张不避太子之讳的。有趣的是他的观点虽与臧焘相左，而引用的经典论据却与臧焘相同。此外，徐邈之奏也值得一提，他说：“《左传》：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礼记》云：卒哭而讳。皆周礼也。名之与谥，并是人伦所以相称。殷尚质，无讳仪，其遇名字如姓位耳。箕子答武王而邦其昌，知于时未有讳也。周公于成王六年始制周礼，曲备节文，而讳名称滋，然犹临文不讳，庙中不讳。故《周颂》有‘克昌厥后’，先儒以为宗庙咏歌。上不讳下，即是父前子名也。”（《通典》卷104）
徐邈的意见实际上与徐乾一样，而且两人都避免直接评论对太子之讳究竟应避还是不应避，只是引用典故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如果他们是赞同避太子之讳的，自可明说无妨，可是他们心里并不赞同，于是只好搬出经典故实来作挡箭牌，让别人自己去领会去判断。可见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便议论本身也不是没有顾忌的。
魏晋时期，人们就避讳问题进行了许多讨论，这显示他们对避讳问题的重视。我们看到这些讨论都是围绕着皇帝、皇后、皇子进行的，简单讲是围绕着皇权进行的。脱离了皇帝的权势，避讳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皇权兴则避讳兴，皇权衰则避讳衰，这正是避讳的本质。揭示避讳与封建皇权的这种本质联系，也就是我们今天研究避讳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M〕．卷9、卷10．
〔2〕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M〕．卷9、卷10．
〔3〕数字统计见王建．历代避讳用例的数量分析〔J）.贵州文史丛刊.19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