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疫情，让全国经济按下了暂停键。餐饮业、建筑业、旅游业等行业迟迟无法复工，中小企业主们叫苦不迭，纷纷要求国家给政策、给支援。而对于将近3亿的农民工们来说，疫情对他们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毕竟他们不工作就没有收入，就等于无法还房贷车贷，长此以往其家庭也会面临“破产”。好在国内疫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各地也已经进入全面复工状态，就连重灾区的湖北也陆续开始复工复产，农民工们也都开始外出打工，这意味着他们将会得到收入，逐步回归生活的正轨。而这次疫情到底对农民工群体产生了哪些影响？本文将一一盘点：

一、深陷重重困难的农民工们；

农民工是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总量2019年已达到2.9亿人，其中有1.7亿人外出务工，这包括7500万的跨省务工。总体看，这次疫情对农民工的影响比较大，因为农民工的就业大多是一线的普工比较多，灵活就业比较多，所以受疫情的影响最为直接。

（一）企业倒闭收入断绝，家庭难以为继；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企业生存举步维艰，下面的员工只会更加难以熬过这个春天。

家住广州花都区的李广亮(化名)这几天在家整夜整夜地睡不着。原先公司发了好几次延迟复工的通知，这一两周却再也没了消息，有知道内情的同事私下告诉他，公司大概率是要倒闭了，让他早点另谋生路。

但疫情还没结束，所有公司都在裁员缩招，工作又哪有那么好找?

发小让李广亮先去自己的服装厂里做兼职，度过这段日子再说，这份工作的缺点就是不包吃住，吃的问题倒是好解决，但没有安排住宿，李广亮每天从厂里回家至少要一个小时，他犹豫了。

但每天在家里坐吃山空总不是个办法，眼看着下个月又有3500元的房贷要还，孩子开学的学费也要缴，如果不是疫情，李广亮从不会想到，自己原本以为知足安乐、衣食无忧的三口之家，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李广亮告诉新周刊，作为一家之主、家里的顶梁柱，他现在只能每晚焦虑地掉头发，内心不停地问“这场疫情何时才能过去”。

（二）面对失业，外卖骑手成为“疫情减震器”；

在“就业荒”下，也有许多失业的人选择去做外卖小哥。据美团官方数据，自1月20日至2月23日这一个月以来，美团外卖配送平台已新招聘7.5万个外卖骑手，其中超过八成是制造业、服务业工人、小微创业者和农民。

在被问到成为美团骑手的原因时，他们之中，36.7%表示是由于“所在工厂/餐饮/商铺没开工，无收入”，24.2%表示“闲着也是闲着”。

从没想到会有一天，我们的专属Tony老师、健身教练全都有可能穿着那一抹亮丽的黄色，出现在我家小区门口，一通电话让我出来取餐。

外卖骑手这一以前在公众眼中略带诙谐的职业角色，如今却成为关键的“疫情减震器”，在疫情给中国经济和人民工作生活造成剧烈震荡时，提供给大家一个缓冲地带，减轻人们心中对于疫情的恐慌。

（三）务工者被困武汉，流落街头成为流浪汉；

近日，一则武汉的外地人露宿街头靠捡拾剩饭为生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看完之后让人心酸落泪。

２月２４日，有志愿者在武汉协和医院的外面发现一群流浪汉，上前询问之后才得知，他们都是前来武汉务工的外地人，因为武汉封城之前没有及时离开所以被困在这里，这段时间一直逗留在协和医院附近，露宿街头。

志愿者们问：你们睡哪里啊？

务工人员：我现在睡隔壁啊，一直都在外面睡。

志愿者又问：每天喝水怎么喝啊？

务工人员：附近医院有开水，他们可以过去接水喝。

说着，这位身穿红上衣牛仔裤套着一件黑色马甲的男子，还特意向志愿者们展示了他随身带着的水杯，喝水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不过，从这位务工人员装着水杯的几个包裹来看，这条平时供行人休息的休闲座椅，应该就是他或他们晚上睡觉的床铺了。

志愿者们知道务工人员的情况之后，就连忙送来了一些盒饭和口罩，有人指着附近溜达的那些人们，问：这些人都是吗？

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务工人员：嗯。我们都是靠捡剩饭吃，也没有人管我们。

还有一位穿着很得体的中年男子，一手拿着志愿们送来的盒饭，一手用筷子敲打着，大声地说：拿着钱都买不到饭，到处关门。

在志愿者中间有一位记者，已经跟进这些务工人员很长时间了，他告诉志愿者们，这些人平日里确实就跟他们说的那样靠捡拾垃圾桶里别人扔的剩饭剩菜来维生的，就像上面务工人员说的那样就算身上有钱也买不到食物。

（四）文化所限辅导不了孩子，经济所限上不了网课；

大朕是安徽人，儿媳早年在南京打工，儿子因还不起高利贷自杀身亡，儿媳在孙女欣欣出生仅8个月便离她而去。老两口想着在农村没有出路，于是带着欣欣在南京生活、求学。经邻居介绍，奶奶得到一份保洁工作，大朕则靠收废品挣点钱。

这些年为抚养孙女，大朕扛过不少困难，但在接受协作者社工采访时，却对欣欣的教育表示无可奈何。他表示，“欣欣的期末考语文考得还可以，但数学和英语不好。放假在家，“没有人辅导，带小孩我们老人也没有办法”。

无力辅导是诸多农民工家庭真实的困境，这和家长们所受的教育相关。据协作者调研，此次受访对象的文化程度以小学（30.43%）和初中（30.43%）为主，占比60.86%，只有不到10个人完成了高中以上学历的学习。

家长不知道如何陪伴孩子学习，疫情期间长时间在家，教久了容易产生口角。

如果说无力辅导跟家长的文化程度有关，那家庭条件则直接关系到孩子接受教育资源的程度。

此次因疫情影响，教育部开通国家网络云课堂，同时要求各级各地方提供网络课程教学资源，供各地学校组织学生开展网上学习。但对于很多困境农民工来说，条件并不允许。

他们用的可能还是老年机，都没有办法上网，也不能安装智能手机的一些软件，由于大部分时间在外打工，困境农民工家里很少会安装宽带，因此很难获取网上学习资源。而很多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学校条件简陋，更不具备网上授课、录课的环境。

对此，教育部也安排了中国教育电视台通过电视频道播出有关课程和资源。但对上述家长来说，除了上课条件，监督也是件麻烦事。单从寒假作业落实上，大朕就有点力不从心，对于困境农民工家庭，忙活生计已经够累了，教育更显得力不从心。

（五）基层人员有大爱，河南建筑工只身“逆行” 支援完“火神山”又去“雷神山”；

自身陷入困境的农民工群体，在这次疫情中也有着很多闪光的瞬间，而最出名的要数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建设。当得知医院建设急缺工人时，大量农民工志愿者从全国各地向武汉汇集，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日夜奋战，支撑他们的不是工资待遇，而是那一颗拳拳爱国心。比如此前报道的：河南省商丘市睢县孙聚寨乡的农民刘光亮，是一名建筑工人，十多年来一直在郑州干工地。大年初三那天他在手机看见新闻上火神山医院招工的消息，就想立刻出发去武汉了，当时家里人听到这个消息，还以为他在开玩笑都没当真，加上他当天身体有些不适，所以出发的时间就一拖再拖。等到初六，他觉得实在等不了了，就偷偷的把这件事儿瞒了下来，带着5000块钱就出发了。

出发的时候怕家里人感觉出来，他穿着睡衣就出门了。去火神山这一路关卡重重，在下湖北的高速路口被交警拦下了，他们一听刘光亮是去支援火神山医院建设，就赶紧为他量好体温让他通行。当时因为火神山医院开建，整条知音湖大道都被封路了，他只能把面包车停在离工地很远的一个临时停车场里，当时步行走了很远的路，才走到了火神山医院。等到了武汉火神山，天都已经黑了。安顿下来后，他才和他媳妇儿子打了第一通电话。

在火神山这五天过的很快，来的时候工地上还在搭建板房，走的时候患者都已经住进来了。

火神山的活儿干完之后他没离开武汉，还想做点什么，就在通往火神山的卡口之一——中法新城广场的十字路口当起了志愿者。因为火神山的建设，通往医院的所有的路口都封了，在这个卡口他们帮助对来往的车辆进行检查。

三天后，他和十几位工友得到消息：雷神山医院也急缺工人，他们又组队一起投入到雷神山的建设当中，所以等他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2月15日了。

他只是名普通的建筑工人，他从没想过做英雄，他只觉得这是他必须要去做的事。他在走的时候曾经和妻子发过微信：“他当无他，方能不负家乡”，如果真要让他形容在武汉参与建设的心情，“激动”一词完全可以表达。

从武汉回来后，他在孙聚寨朗信食品加工厂职工宿舍进行21天的自我隔离，衣物和生活用品都不缺。到家的那天他还向当地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前两天他通过手机得知，乡党委还专门为他开了个会，按照特殊时期规定，批准他成为入党积极分子，他觉得挺激动的。

此外，大冶市26名农民工乘坐专车赶赴武汉火神山医院，驰援医院机电安装项目；利川31位农民工火速驰援武汉雷神山医院的建设；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崔家桥镇5名水电安装工人支援武汉，成为武汉雷神山医院水电技术工。临沭县板房安装工人文杰及其工友一行9人驾车支援武汉雷神山医院；扶风县板房安装工人李孝平、高号亮、丁兴平自驾车辆，日夜兼程支援武汉……

（六）身处底层却有大义；

农民工们虽然自身条件并不宽裕，但在国难面前却纷纷慷慨解囊，有的甚至捐出全部积蓄：

1、前文提到的农民工刘光亮，他离开火神山的那天，工地上通知让去领工资，刘光亮跟他们说把他的工资捐给医院吧，他们比他更需要。后来，工友把剩下的三千块钱转交给他。这些钱他也没动，回家后直接捐给了县里的红十字会。

2、常德澧县城头山镇黄河村村民郝进，曾在一家口罩生产工厂务工，厂方效益不好，拿价值两万元的口罩抵工钱。随后，他将共计18000只口罩全部捐了出去，并拒绝了政府出钱购买的意向。他的事迹曝光后，他又拒绝了网友捐款“奖励”的提议，以及县领导看望郝进时提出的全县通报表扬的好意。

3、在武汉雷神山医院参与建设的河南省项城市的两兄弟刘爱伟和刘强，把刚领到的1.8万元生活补贴，全部捐给老家项城市的爱心团队，用于家乡购买防护用品抗击疫情。在前往武汉雷神山医院参加建设出发之前，刘爱伟和刘强已经花费1.5万元在网上定制了2000个N90口罩，并委托项城市当地的爱心团队捐赠给一线抗疫的工作人员。

此外，雷神山医院工程结束后，刘爱伟、刘强兄弟俩利用业余时间，在武汉当地街头做起了义工，将河南人民的大爱书写在武汉大地上。

4、广安市农民工夏永生捐款1万元，并表示：“我不能到一线，就把钱捐到最需要的地方去，早点结束疫情，我们的生活也能早点恢复正常。”

5、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九原区兴胜镇贺德胜，与妻子一起在海石湾打工。他从电视和手机里看到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新闻后，毅然捐出自己的全部积蓄10088元现金助力战“疫”。

这样的事迹还有很多，这些农民工们，他们不一定有很高的文化、见识，也没有很多积蓄，但他们却深晓什么是大义。对比那些拥有高知识、高学历，关键时刻却想尽办法钻空子，发国难财的人来说，他们显得尤其可歌可敬。

二、迥异于往年的农民工复工之路；

（一）农民工复工四难关；

在此之前，如果农民朋友要尽快回到城里、回到工作岗位的话，恐怕也是关卡重重、难度颇大，很多人总结了农民工返城复工前的“4道关”，任何一个过不了，怕是返工无望。

第一道关是“出村的关”；

为了有效防止疫情扩散蔓延，不少村子采取了封村堵路的形式禁止外人随意进出，这样的“硬隔离”虽然起到了很大的效果，但也同时给农民的出行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很多村子留出了唯一的通道。很多农民工坦言，现在连村子的“第一道关”都过不了。

比如河南、湖南、四川、贵州、安徽等劳务输出大省的工人跨区域流动。各省市地区对于人员流动的管控方式并不相同，甚至一个地区各个村落的要求也不尽相同。部分地区要求工人去医院拍CT和血常规检测，检测体温，或企业方开具用人证明，村一级方允许开具健康证明和出村证明。可这些并不容易实现，尤其对于大多住在农村的农民工这个群体。首先村镇级的公共交通并没有恢复，对于没有私家车的人去医院做这些检测出入都成问题。而且很多村镇是不给开健康证明的，只是让你签一个离乡协议书。离乡协议书是什么呢，主要内容就是疫情没有正式结束之前你走了就别回来。这样的情况下，普通农民工很多都会选择在家多待一段时间，晚些时间再出门。

第二道关是“出行的关”；

在很多农村地区，农民工出行首先要乘坐公共汽车到县城里的公共汽车站，然后选择乘坐火车或高铁，然而现在，不少地方的公共交通已经停止运行，要出行，只能自驾车。

而自驾车也并非易事，首先要有车，虽然汽车已经很普及，但是很多农民工家庭并没有汽车；其次就算有汽车很多人又不会开，只能找个会开车的将其送至车站，但这又有问题，那就是限行，很多地方出台规定，除警车、医护车、消防车等特殊车辆外，其他机动车辆一律不准上路；最后就是送行人员回家难，好不容易克服困难将人送上车，送行人员却回不去家，因为很多地方规定只要离开，就不能够再返回或者返回后要集中隔离。

第三道关是“进城的关”；

很多地方管控措施比较严格，对于外地返工返岗人员，一般会进行劝返，要求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等到正式复工通知，解除限制后才能返城，特别是重灾区人员，一经发现不问缘由一律劝返。

就比如无锡此前就规定：

1、来自湖北、浙江、广东、河南、湖南、安徽、江西7个省份的人员，一律劝返。

2、非上述7省人员中，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入锡：

①有本市身份证件或在本市有暂住登记，并被列入通过复工防控措施核查的企业名单的外来务工人员，在“返锡通”上申报成功，经验证通过的；

②在锡自有住房的（提供房产证或查验房产信息）。

与上述两类人员同车同行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等）。

3、外国人、港澳台居民持有效证件，并列入通过复工防控措施核查的企业名单的，且14天内未有上述7省旅居史、接触史的，可入锡。

第四道关是“进社区关”；

进城了并不意味着能够顺利进入小区，现在很多小区管理的相当严格，出入要证明，进出有限制，很多人因为没有当地的户口，小区不让进出，虽然进了城，但却进不了小区。

就拿北京很多小区来说，返京人员一律不让进，不论你是什么户籍，最后联系了户主，又联系物业，勉强让进，但是还要签订责任书，保证不外出，而且买菜交给物业去买，给你送进去，每天向物业上报体温，自我隔离十几天。

这还是比较人性化的小区，还有一些小区直接不让进，很多外来务工人员只能在外面住宾馆。

有家不让回，老家回不去，成了打工者的一大难题。

上面这4道关，是农民工返程必须要过的“4道关口”，任意一个过不了，都返不了城。

（二）企业急眼，各地上演抢人大战；

疫情还没结束，为了尽快复工复产，受疫情影响复工压力最大的浙江最先动手，被称为“包邮抢人”，包车包机包高铁、免费接送员工花样百出。随后各地纷纷跟进，甚至有用工地的领导班子亲赴民工所在地抢人。不过相较往年，这次的“抢人大战”有所不同，首先，被挣抢的主要是农民工群体，其次，各地为使农民工顺利到岗，花样繁多的交通方式和力度巨大的交通补贴是一大亮点。

（三）劳务输出地也在想办法为农民工保驾护航；

不仅用工地着急，劳务输出地也同样着急，很多劳务输出地都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家庭收入大多依靠外出务工，政府脱贫工作，就业也是重要一环。当地农民收入长期断绝，很可能会让刚刚脱贫的家庭重新返贫，之前脱贫工作付诸东流，为此，很多劳务输出地区也在积极推进农民工输出工作。

以地处大别山革命老区的河南信阳为例：信阳下属的7个县都是刚刚摘除了贫困县的帽子，全市农村80%以上的家庭、贫困家庭80%以上的收入都靠务工。春节前，信阳市返乡过年的务工者有99.4万之众，其中有56191名从湖北省返乡的人员(从武汉市返回47488人)。

面对新一轮大考，信阳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各县(区)政府建立了“本地企业用工情况台账”“外地企业用工情况台账”和“农民工外出务工情况实名制台账”三本台账，及时掌握企业用工需求、农民工就业需求及返岗就业等情况，为全面做好农民工返岗复工提供依据。

同时，对所有外出务工人员进行务工前健康状况监测，建立可追溯的劳务健康与流动安全数据平台，并优先为贫困劳动力办理“两证一书一票”(工作单位或接收地盖章的复工或务工证明、乡镇开具的外出务工证明、本人签字的出行保证书和已购火车票信息)，解决外出务工“出行难”问题。

为了确保有意愿返岗复工的农民工顺利返岗，信阳市成立返乡农民工返岗工作专班，专门负责与浙江省、广东省等劳务用工集中地对接协调工作，同时充分发挥驻外办事处、商(协)会、信阳籍成功人士的作用，加强与开展劳务协作的省市和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本地企业沟通联系，全面掌握各类用工需求和用工地疫情防控形势，开展面对面沟通、一对一服务，及时协调解决相关问题。

在每次的协调会上，信阳市都会积极争取输入地专门针对该市贫困劳动力进行岗位预留、食宿预留，确保更多家庭困难的农民工能够外出找到活干。

截至目前，通过深化异地协作，推行“点对点”外出务工人员专车、专列、包机服务，保证农民工“出家门进车门，下车门进厂门”，全市返乡农民工已有序外出复工复岗80.7万人，占春节期间返乡农民工的8成以上。

同时，信阳通过省人社部门，与主要的信阳籍农民工务工输入地——浙江等地联手建立了“健康码”互认机制，积极与铁路和民航部门协调沟通，严格落实体温检测、信息登记等工作，随车配备消毒液、消毒喷壶、一次性手套等防疫物资，降低劳务人员返岗途中引发交叉感染等风险，使得用工地和用人单位也安心、放心。

返乡回来却因疫情不能外出就业的，特别是针对56191名湖北省返乡人员无法返岗、无岗可返的现实问题，信阳市增加保洁环卫、农业保险宣传员等政府购买服务岗位的同时，通过“互联网+招聘+培训”，引导这一群体参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居环境改善，在本地实现尽快就业、稳定收入。而当地也积极利用省里的政策给予这一群体额外的关心，对吸纳湖北等重点疫区返乡农民工就业的企业按每人1000元标准给予一次性奖补。

在信阳各县(区)，为了让更多农民工在“家门口”实现就业，纷纷出台招工激励政策，凡报名在本地企业务工的，企业复工前按全省最低工资标准给予生活补贴，对开展以工代训的企业则按每人每月200元的标准给予补贴。同时用足用活金融扶贫政策，帮助龙头企业、扶贫车间等及时恢复生产经营。

笔者认为

英雄每多屠狗辈，仗义源自草莽间。中国的农民工群体，这次疫情对他们的影响也是更为直接。他们家庭大多不富裕，被困在家中无法像往年那样早早外出打工，完全进入坐吃山空的状态，如果还有贷款要还更是雪上加霜。自身文化水平也不高，对子女的教育有心无力，只能心里干着急，要是受条件影响子女无法上网课的，他们内心更加煎熬。

他们也没有很好的工作环境，工资待遇也比不上那些白领、金领们，他们拥有的和依靠的只是自己的一身力气和技术挣些辛苦钱。当得知抗击疫情需要他们时，建医院缺工人，运送物资缺司机、缺搬运工……他们第一时间站里出来，不畏危险、不为工资，只是为了抗疫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从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经济并不宽裕的他们，却恰恰是最善良的一群人，他们不单对经济运行起决定性作用，身为普罗大众的他们还代表着社会普遍的良知。

对于很多人来讲，农民工平时的艰辛他们是没有感觉的。直到这次疫情短时间没有得到平息，全社会特别是发达地区的政府和企业以及普通百姓才感受到了他们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杭州首先包高铁接农民工返岗后，全国各地开始通过包高铁、包机、包大巴疯狂抢农民工。那么为什么这次各地都在不惜成本的疯抢农民工呢？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就可以看出：2018年，中国农民工总量为28836万人，比上年增加184万人，增长0.6%。农民工增量比上年减少297万人，总量增速明显比上年回落1.1个百分点。在农民工总量中，在乡内就地就近就业的本地农民工11570万人，比上年增加103万人，增长0.9%；到乡外就业的外出农民工17266万人，比上年增加81万人，增长0.5%。在外出农民工中，进城农民工13506万人，比上年减少204万人，下降1.5%。

在外出农民工中，到省外就业的农民工7594万人，比上年减少81万人，下降1.1%；在省内就业的农民工9672万人，比上年增加162万人，增长1.7%。省内就业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56%，所占比重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

由此可以看出，今年的疫情只是让这一问题暴露的更早更明显，为了加快复工只是表面原因。更深层次原因就在于，近年来，随着各地工资水平不断拉近，在家就业、就近就业也越来越受农民工的青睐。如此一来，还可以更好的照顾家庭，农忙时节还能回家打理农田。因此，“用工荒”已经是中国各大城市，尤其是东部城市多年存在的普遍难题。

为了防止在疫情下蓝领们等不及而选择在家务工、就近务工或者被其他城市抢走从而加剧本地用工难题，各大城市之间才不得不为了“抢人和留人”出台的复工补贴政策花样繁多，报销、送钱、落户加分层出不穷。一时间，农民工成为你争我抢的香饽饽。

通过这次疫情，普通民众应该更加深刻感觉到，这些背井离乡辛苦打拼的农民工是整个社会运行的基础，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未来，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或者普通白领和城市民众，都应该给农民工们以更多的尊重。

本次疫情让农民工们困守家中，使那些集中用工地区的政府和企业发现，农民工是不可替代的。那么为了避免此类情况的再次发生，建议政府管理部门对农民工的政策进行大幅调整。针对那些有意向留在城市的技术骨干、管理人才，政府和企业可以尽可能的为他们的落户和子女教育等方面创造条件，让他们能够融入城市。比如，此前浙江绍兴很多企业就发生了因湖北籍中层领导、技术骨干不能及时到岗，导致生产线不能顺利运行的情况。最后不得不开通专列，接中低风险地区人员返岗。未来，如果绍兴能够想办法，让这些管理人才和技术骨干在绍兴扎根，将很大程度上避免类似情况的再次发生。

除了为他们创造融入城市的条件，我们还发现农民工普遍没有长远的职业生涯规划，缺少抗击风险的能力，一旦发生突发性社会事件，他们就没有了谋生的条件。所以，建议政府人社部门和企业也需要为农民工提供长远的职业生涯规划和社会保障体系。让他们能够享受相对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也让他们能够在本职岗位中进行长期积淀，如此一来，才能培养出各产业所需要的技能型人才，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最后，由于此次疫情所呈现出来的用工紧缺的情况，对于农民工来讲也未必是坏事，他们的地位将可能会因为本次疫情得到历史性的提升。相信政府相关部门、企业和社会大众也不会让他们失望！